一代当街人之三

金家

　　往小里说，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往大里说，一个人的一生就是一段村庄史和社会史。____题记

一、 当街

二、 当街人家

三、 包产到户

四、 一道地堰

五、 一场麦子

六、 娶亲

七、 留守

八、 流逝

三、包产到户

土地在村子的前面。村东村西两条大路，西路通西坡，东路通南坡和东坡。大路和大路之间广袤的几大片土地养活了村庄数百年。南坡和东坡在村外分的路，岔路口的夹角上长着一棵柏椿树，由此往前，视野里再没有比它更髙的树木和建筑。春荣、夏荫、秋贵，髙高大大的就像军队出征时高举的旌旗。下地放牧、收工回家，牛羊常常挣脱缰绳奔到树前去蹭痒；有时候农民手中的农具收不住了，也常蹭碰到那树；有人发现自己的镢头锄头上带有泥土，也要靠在上面刮一刮。农忙时节，这棵树身上伤痕不断；日久天长，一抹高以下的树身变得又粗又糙，而一抹高以上的树身还是又直又高。

解放战争前后的土地革命彻底激发了广大农民对新中国的向往。人们踊跃支前、送子女参军，眼看着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一般推翻了蒋家王朝。解放后的天多么明朗，农民有了自己的地，放牛娃有了自己的牛，打席匠可以不再睡光坑。生产资料紧缺，他们就成立互助组；治不起大型生产工具，他们响应党的号召成立生产队、生产大队、人民公社。人们照着农业八字宪法，在田地里搞深翻，密植，护青苗，一季一试验，打人海战术，依靠着自己脚下的土地一年一年挣来了属于自己的耕牛、牛车和拖拉机等。

可人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解放前夕，旧中国只有人口四亿五千万；新中国成立的几年里，人口迅速增加到六亿；到改革开放前，己经是八亿人口大国。那时候外贸还不发达，解决数亿人的温饱问题主要靠农民种庄稼，土地面积开发有极限，旱地小麦亩产长期徘徊在二百多斤，吹出来的气球不顶饥，伤到的还都是自己人。人们吃不饱肚子，免不了要闹意见，天天和土地和庄稼打交道的人更是理解不了。生产队交去公粮，如何分配好那些数得清的剩余粮食，社员们想尽了办法。按劳力分配一部分——劳力的积极性得调动，按人口分配一部分——再怎么着也不能让人饿死，种子无论如何得留下——再穷也不可能不要来年的希望。

憨子当队长凭的是贫雇农的身份。他在旧社会上不起学，不识几个字，连媳妇没说上，解放后凭着队长的身份才成了家。他，瘦高个子，手脚精细，没多大力气，干起活来都对不起他的名字。他一边看着生产队的社员从事生产劳动，一边耳听八方，遇到了与上级要求不一致的人和事马上就要召开队里批斗会。憨子媳妇出身富农，个子不高，胖乎乎的——互补心理吧——对自己的丈夫仰望加体贴，人前一脸的满足和幸福，可惜不会料理光景。但媳妇的脸是自家男人给的，队长媳妇照样一天天活得像花一样。

文化大革命中，一些人个性张扬。一天晚上，高个子队长召集社员坐在街道上，就着明晃晃的月亮光开会。棋高一着才能在人群里左右逢源，否则便是左支右绌，会后一个九口之家拿到全队最多的分红，那家女人想到自己的几个孩子过年都有了着落，忍不住嘚瑟起来。憨子见了，立刻恼火上头：你能裘啥？用不了几年我家的人口照样撵上你。憨子说到做到，从此放松了队里的农业生产，抓起自家的人口生产，早上把钟打得叫响，等其他社员都到地去了，他就返回到家里绕床头。有人突然发现：路口的那棵柏椿树的形状像极了憨子两口子的身材，人们就把它叫做憨子树。

之后，下地的人走到路口故意问另一个人：“你来了，憨队长呢？”

“你还敢管队长，人家忙着在抓人口生产呢。”

你一言我一语，手中的农具把树身敲打得直流水。这棵树下边越来越粗越来越糙，看起来更像那两口子了。

八十年代初的包产到户，又一次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土地是娘，劳动是爹，仿佛只要人们不停地劳作，就能生产出无限的粮食来。

先是每家每户村边有了一口人二分的自留地。还是村边的地，一年却能收到两三料庄稼，收了小麦，赶快种上玉米，玉米地套种上红小豆，居然都能丰收。小麦是白小麦；玉米品种是母鸡跟儿，八九十天就成熟，棒子大籽金黄，拉成的玉米糁又香又甜有筋道；红小豆整棵整棵拔掉拉回去，老人小孩坐在院子里都能摘，劳力们在地里忙着腾地播种来年的冬小麦呢。从那一年起，过年家家户户都能蒸上白面馍，而且白面里不再参杂白玉米面，豆馅里不再参杂带皮的生红薯条。人们想象着：如果队里的大田地也能像这样一年收上两三料庄稼，生活该好成什么样子。

第二年就是大包干。分田，分牛，分集体资产，生产队里的果园没了，拖拉机卖了，麦场分了，场房分了，树木分了。人们睁大双眼看队里还有什么没有分，每一个发现者都是那个时候的英雄，都能组织起下一次社员会。在所有的资产当中，土地自然是最重要的，他们对自己的土地太熟悉了，哪块地能打多少粮，离村子多远，路好走不好走，人人心里都有数。为了分得均衡，人们夜以继日地开会，争辩，讨论，最后队里把土地分成三等：头块地、二块地、三块地，然后按人口分三遍。办法决定了以后，人们当场就酝酿选举出他们信得过的分地人。

这个时候，当街的他已是响当当的男子汉，成了家里和队里的顶梁柱，他和我父亲每次都在生产队的分地人当中。他们几个人带上卷尺、绳子、铁锨、界棍、账本、水笔，过时过晌地在几大片土地上来回地跑。

人们拿到了土地，先是从县化肥厂拉回来氨水，后来从县外拉回来整车的化肥，喂饱了土地，土地也从来没有辜负过他们。粮食亩产一涨再涨，人们似乎忘记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老话，披星戴月是一早一晚，废寝忘食是农忙长天。种麦种秋之前，所有的农家肥都要运到地里，一车一车倒成堆儿，再一锨一锨散开。拖拉机是没有的，耕牛还要歇晌，虚地重车，靠的就是人的肩膀头和两只手。庄稼苗出土后，长草了要锄，板结了要锄，天旱了也要锄——锄头有水呀。好庄稼锄三遍，头遍要轻，二遍要净，三遍要浅——不能伤根儿。三夏时节更是催命一般，成熟的麦子，要人们一把一把割倒，一铺一铺摆放，一杈一杈装车，拉回场里；接着一把一把散开，一场一场摊下、碾净、晾晒；再一袋一袋装好、一趟一趟运回，一袋一袋扛起倒进竹圈，或是瓷缸里。秋庄稼在这个时候也是添乱，如果没人理它，几天光景庄稼就长成草湖，懒一懒草就把庄稼苗吃掉了。那年月，庄稼人的力气是憨狗，一歇他就有，吃碗饭就当是歇了，坐下来不管饭冷不冷，坨不坨，呼噜噜吃下去，放下饭碗站起来，不是到场就是下地。

其实人身体哪有那么强壮。自家的一位大孃就是在那个时候去世的，那一天中午，太阳把地面晒得烫脚，地里的麦子晒成了芝麻叶，场上的麦子只要舍得去搅半天就能晒干。男劳力累得要在家里或是柿树下打个盹，孩子们避开大人的眼睛偷偷午睡去了。她中午从地里回来，呯呯啪啪生火做饭，扶持一家人吃过饭，又噔噔噔跑到麦场上，一边搅着一边弯腰抓几颗麦粒，放进嘴里牙一咬，说声：干了。转身就往家里跑，回家看门里的大缸底儿还有玉米，就拿起葫芦瓢儿，一瓢一瓢往外挖，弯腰——抬头——直腰——低头——弯腰——玉米还没挖完她先瘫倒了……闻讯赶来的人们吆喝着用湿木棍子和旧木床绑了个临时担架，簇拥着匆匆地抬出村，操近道走架杆岭沟小路往县城跑去，几个自家的哥哥慌了神，吓得也不敢哭出声……等夜里抬回来，没有再进得去家门，直接抬到了生产队闲置已久的喂牛的窑坑里。

谁能想到：梳着两条长辫子，说话又脆又响，精气神让人羡慕的她就这样没了。那时候她刚娶回一个儿媳妇，正在准备托人给二哥说媳妇呢，后边还有老三、老四、老五呢？哎贪心的人啊！办完丧事，人们说起关于她的一件小事：两家地界上长了一棵玉米，偏偏比两边地里的都壮实，谁也舍不得锄掉，邻家人知道她的性子，就逗她：**，这棵桃菽真不会长地儿，这长大了算咱俩人谁的？

“说啥谁的？到时候谁收了是谁的。”她埋头锄地，头也不抬。

“一料庄稼还没长成，人可走了。”说的人和听到的人没有不替她感到痛惜。

憨子队长一家，挨肩儿的四个孩子都要吃饭，没有了队里分给他们口粮，他人的照顾又总是有限的。夫妇二人不善劳作，被多子所累，终于劳损过度，先是女的去了，接着憨子也去了。人们不约来到他家，见家徒四壁，都凄然无语，有人想到那棵高大的柏椿树，决定去刨了拿来给憨子做一副棺材。

其实，在我印象中村里那一段时间接连折了好几个劳力。渐渐的，有一些不安的情绪笼罩在村子的头上。有人说村子西头挖起土坑坏了风水，有人说谁种地动了人家的老坟……他的第一任媳妇大概也是这个时候走的。但她是在生孩子的门槛上，孩子还在他娘的肚子里。村子里有几个老年人议论纷纷：真是人生人，吓死人啊！人越小鬼越大，卡在生门的孩子鬼该有多大啊？！听他们说得邪乎，我们小孩子那些日子都不敢到当街去，夜里更是吓得不敢单个出门。

事过完之后，有人问他，他说：他不怕。第一次走近那间屋子时，头皮猛然一阵发紧，感觉头发一根根地上竖，他顺手抓起一把切面刀，猛砍下去，结果一刀砍掉了一个床角。他发现后面的话截胡了前面说的的话，接着说道：可就那一回，随后再进去一直好好。村里的人们认定他是有胆量的人，之后遇到修家庙、看庄稼、打墓穴、封墓门、招呼灵前的事，都叫上他。

一个人怎么样不是说出来的，是遇到事上自然显露出来的，人与人之间的情谊也一样。2015年，我父亲去世，已经六十岁的他依然下到墓穴里亲手将墓门封好。三年当中的每个祭日，只要他遇到我们还要指点一二。我一直以为：除了他精通此事之外，主要是他和我父亲在分责任田中结下的深厚友谊。

金丰先，笔名金家，洛宁县小界乡金家庄人，教育工作者，中共党员。工作之余阅读散步，有文字发表，偶有获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