抹不去的记忆/姚念龙

水月楼主

抹不去的记忆

——写在毛泽东主席诞辰130周年之际

文/姚念龙

今年是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诞辰130周年，一晃老人家离开我们也已47年多了，每年到了9月9日这天，我就想起当年我所在的部队进入一级战备的情景，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1976年是我们中华民族多灾多难的一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位伟人相继去世，7月28日唐山发生特大地震，伤亡惨重。当年，我们营区在唐山市以北遵化县境内山区，距唐山市约70公里，地震发生后营房虽然没有出现倒塌，但却出现了一些不同程度的裂损。为防止余震造成二次伤害，震后整个夏天和秋季的前半段，官兵们几乎都是工作生活在户外。那时不像现在，哪里有个地震、水灾什么的，遍地都是救灾帐篷，那时啥也没有，不论干部战士，就把各自的床铺往营房前面空地一搬，想找块平地都难，因为营区就在山脚下，路不是上坡就是下坡，床铺想放平一点就得找小石块来垫。这时也不讲究整齐划一了，能把床放下垫平就行，找个竹竿或小棍在四个床腿上一绑，蚊帐一支，蚊帐上面再搭上各自的雨衣。虽然是夏天，山区的夜晚还是挺凉的，在房间睡觉都要盖上被子，何况在户外。不下雨还好，一下雨就得卷起被子东躲西藏。那年的雨水却偏偏不少。营房前面就是一条从山上下来的泄洪沟，哗哗地流水声常常让人难以入眠。

9月9日上午，我们师标图班的战士像往常一样，人手一块标图板，一张空域图，一把标图尺，手拿铅笔，趴在各自的床板上进行标图训练。突然，营区内响起了刺耳的警报声，一作战参谋高喊：这是一级战备警报，快进指挥所！我们是1976年2月份的新兵，去掉新兵连的时间，到师标图班还不到半年，平时部队演习进入一等的铃声倒是听到过几次，一级战备是个什么概念当时还真不知道。别人跑咱也跟着往指挥所跑吧！

当时的师指挥所是在一个很大的山洞里，顺着山脚下的小路得有三四里路才能到达。司令部有关作战部门的人员个个都跑得气喘吁吁，不一会师的主要首长也都陆续赶到了指挥所，只是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大事，向上级询问也都说不清楚。师长、政委、参谋长和作战科长静守在指挥室电话机旁，有关各作战单位人员都在各自的工作室内听令，标图桌上领航员、标图员都头戴耳机，手拿尺子、铅笔严阵以待，外场飞行员也都坐进了飞机座舱内，随时听令起飞。空气异常紧张，整个指挥所除了能听到无线电台的嘀嗒声，没有人发出任何声音。时间一点点往前走着，大家的心一点点往上提着，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三个小时，四个小时……大家不停地看表，又面面相视，没有一点表情。时针快指向下午4点的时候，指挥室电话铃突然响起，作战科长司徒伟像触电一样迅速抓起听筒，放到耳朵上没两秒旋即就把听筒交给了师政委杨志福，只听杨政委：诶…诶了几声，就把电话扣下了。只见杨政委神情庄重肃穆，缓缓站起，调整了一下情绪，用很低沉的声音向大家宣布：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于今日凌晨去世了！稍顿，整个指挥所内便发出了一片抽泣声，段祥䘵师长、吴世友参谋长都哭出了声，副师长杨林趴在标图桌上嚎啕大哭（据说杨副师长是当时师班子里面资格最老的一位），边哭边拍打着桌子，嘴里念叨着：这怎么办呀！怎么办呀！我们的国家今后怎么办呀！杨政委眼里含着泪水，说：不要这样，我们还有华总理，有党中央，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守护好首都的东大门，大家都要严守岗位。

因毛主席去世，这次的一级战备是什么时候取消的没印象了。

1977年春节过后，我被师里选拔去北京空军学院学习，那时，空军学院改成了空军军政干部学校，后来又改为了空军学院，再后来又改为空军指挥学院。我是3月底还是4月初到的北京（记不很清了），这时候天安门广场南侧正在热火朝天地修建着毛主席纪念堂。北京各大军队院校都轮流到工地参加义务劳动，我们学员队也有幸轮到了一次。那天我们是早早吃过中午饭去的，下车一看，工地上乌鸦鸦全是人，风特别大，尘土飞扬，眼睛都睁不开。那时干活没什么防尘措施，也没有大型机械，几乎全是人工镐刨锨挖，一锨锨往车上装土，然后一车车往外拉。当时好像还是在往下挖地基，地面上还没看到起来什么墙啊垛的。

干了一下午，人人都变得灰头土脸，有的手上还磨出了血泡。第二天上课，学员队领导告诉我们：上面有通知，凡是在修建毛主席纪念堂参加过义务劳动的，等9月9日毛主席纪念堂对外开放，我们都能在第一时间去瞻仰毛主席的遗容！学员们听后异常兴奋，都期待着这一天。

1977年，在北京学习期间，还参加过几次大型政治活动，观看过几次大型文艺演出和体育比赛，有的是终身难忘。5月，在首都体育馆，观看了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5周年大型文艺演出，当时全国有名望的老演员几乎都出场了，盛况空前。还在工人体育场观看过一场中国青年足球队对伊朗队的足球比赛。参加这些活动好像都是政治任务，都是在划好的区域整齐就坐。

让人难以忘怀的还有两次在北京长安街上游行。一次是7月份庆祝党的十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会议一是为党的十一大胜利召开做准备；二是追认华国锋同志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三是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那天起得很早，吃过早饭，只见院内停了很多辆大解放，整齐地排在路边，学员队按顺序依次上车，机要大队好像在最前面，我们班上了第一辆车。车箱里有一套锣鼓家什，也没人管它，战友们都按规定站好。最后中队长上车，说：你们把它敲起来。战友们面面相觑，没一个主动向前。稍顿，我鼓起勇气说：我来敲鼓。还是没人向前，我就鼓动几个平时比较活跃的战友，他们都说不会，我说咱把他敲响就行，至于敲什么点，敲得好坏没人管你。我就把高中毕业后回村当民办教师期间，参加村里宣传队知道的一点皮毛，给大家说了说，然后就敲了起来。还别说，敲得还真是那回事。我们前面车上的锣鼓一响，后面的车也跟着响了起来，前后一响，谁也分不清谁敲的啥点了，更分不出谁敲得好坏了。

到了长安街，我们好像是在空军大院附近下的车，由西往东走。在车上敲鼓有个鼓架，下了车就没再拿鼓架，由两位战友扯着鼓两边的绳。鼓不是很大，也不沉，可两人扯着边走边敲，还真得讲究个步调一致，一不小心，我这手就敲在了鼓帮上。游行队伍都是便步走，走得也不算快，边走还边举手喊口号，口号内容就是热烈庆祝十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坚决拥护党中央的几个决议等。那天，天气晴好，但并不是酷热难当，就这，战友们穿着军衣，里面还有衬衣，戴着军帽，一个个也是热得汗流浃背，我们几个敲锣鼓家什的就可想而知了。我右手的几个指关节，也早已是由红变肿，由疼变木了。到了东单，本次游行就算结束了，队伍转弯向北，在哪个街口上的车忘了。

第二次在天安广场游行是一个月后的8月份，庆祝党的十一届代表大会胜利召开，规模比前次还要大些，还是锣鼓喧天，口号振天，盛况空前。我上次敲肿的手还没完全恢复，这次又来了一遍，不过这次接受了上次的一些教训，敲得稳了些，比上次好了不少。

8月份一过，一入9月，就天天盼着能早日去瞻仰毛主席的遗容。9月9日，毛主席纪念堂如期向全国人民开放，参加过毛主席纪念堂义务劳动的各大军队院校，在第一时间，都如愿瞻仰了毛主席遗容，只是我们瞻仰的具体时间我给忘了，只记得那天的心情既激动又沉重。进入纪念堂，战友们个个躬身垂泪，望着老人家慈祥的面孔，双手揪住胸前的衣襟，轻轻地抽泣，连脚下挪动的脚步声都听不到。那天回去，我写了日记，还写了首小诗，可惜几十年漂泊不定，搬了无数次家，那个小日记本不知压哪了，只记得那首小诗的前两句：跬步入宏堂，躬身泪汪汪……。

在老人家诞辰130周年之际，写下这篇小文，一是对老人家的一个纪念，二也是回顾一下自己的一段人生过往。老人家虽然不在了，但老人家的思想永存，精神不灭，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高举老人家思想的伟大旗帜，沿着老人家指引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就永远不会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