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片《防空军（上）》的谬误舛错和史实失实（转发黄永富文）

空六军战友网，付根利

  电视片《防空军（上）》的谬误舛错和史实失实

黄永富

         近日，中央电视台（cctv-4）国际频道国家记忆栏目，播放了电视片《防空军》（上），作为当年防空军的一个老兵，观看后丝毫没有任何欣慰，相反却是深感遗憾。
这部电视片的创作团队，尽管付出了相当的辛劳，但由于对“防空军”的成长历程和历史情况，缺乏了解和研究不够，导致整个片集，有相当多的谬误舛错，概念混乱，甚至史实失实，内容和镜头竟然有移花接木，张冠李戴的现象。另外，在文字上，错漏情况也十分严重。

（一）

         按该片的先后，先说说第一个纰漏，关于开国大典的防空和阅兵。
电视片的文字显示：
“开国大典的防空任务由周恩来等领导人亲自把关，时任华北军区司令员的聂荣臻则负责具体组织工作。”
“负责防御敌人空中攻击的高射炮兵隶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
“防空部队在北京周边布下20多处高炮阵地”。“受阅空军部队也作了空战准备。”
这里提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当时还没有“防空部队”之说。
杨成武后来在《回顾防空军的建设》一文，对此是这样写的：
“高射炮部队，将1949年2月接收的傅作义的一个高射炮团，改编、扩充为华北军区高射炮团（不久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射炮第6团，后又改为第15团），其中第1、2营装备日制八八式75毫米口径高射炮，第3营装备德制37毫米口径高射炮，还有3个高射机枪连和一个40毫米口径高射炮连，共有13个连，经过突击训练后，担负首都地区的防空任务。”
“担负首都地区的防空任务”的“高射炮部队”，与“防空部队”不能划等号。
我军采用的三三制，一个团辖三个营，一个营辖三个连。再下，一个连有三个排，一个排有三个班。
因此，高射炮第6团共有9个高炮连，每个连装备有4门炮。
该团9个高炮连加上4个高射机枪连，“共有13个连”，怎么“布下20多处高炮阵地”？
即使于“1950年2月20日以后，”新增了“高射炮第16团”，“这时，保卫首都的高射炮部队共有2个团共22个连，分别部署在北京市区，石景山发电厂、双桥广播电台、南苑机场、丰台火车站等地。”（粗体字见杨成武后《回顾防空军的建设》一文）
至于解放军防空部队，“就是从北京周边开始，层层防卫，就是由（外）到内，然后形成以圆形为中点一个火力部署的一个态势”，并不符合当时实际情况。
电视片的文字显示：
“即便如此，谨慎的周恩来总理为防备敌机突入开国大典现场，交给了防空部队一项绝密任务……”
“随即，由阅兵总指挥聂荣臻亲自布置，华北军区副司令员杨成武具体组织实施，负责保卫北京城区和开国大典的高炮团特意调来4门高射炮，秘密部署在端门前西侧广场，再用汽车和木板覆盖起来做伪装。”
关于这个情况，本人第一次听说。
近日在网上查到，2013年9月18日《解放军报》，张鼎中的文章《开国大典的特殊防空任务》，他写道：
“那天，杨成武副司令员召集我、防空部队负责城区和检阅防空的高炮团副团长于凯开了个三人秘密会议。杨副司令员向我们传达：出于防空的需要，计算敌机天黑前最近返航距离和时间后，检阅时间定在10月1日下午15时之后。经周总理批准，为防万一，在天安门城楼下的后方空地，即端门前西侧广场将设一对射击点，部署4门高射炮，并用汽车和木板围起来做伪装。这是开国大典对空防御的最后一道防线，由我们3人实施指挥。”
据此，应该信有其事。
但杨成武并不是华北军区副司令员，而是京津卫戍区副司令员。开国大典前，北京还叫北平，严格讲，京津卫戍区，在当时称“平津卫戍区”。聂荣臻为华北军区司令员，除了兼平津卫戍区司令员外，还兼平津卫戍区防空司令部司令员。
文中提到了一个人：高炮团副团长于凯。电视片错成了“余凯”。当时这个高炮团应该是高射炮第6团，后又改为第15团。团长魏震，政治委员李元凯。有没有副团长于凯，无从查考。会不会，张鼎中把“政委李元凯”，错为“副团长于凯”了。对于这样“一项绝密任务”，高炮团派出一个副团长来，未免有些不当回事。团长魏震要坚守阵地，不可能来，政委参加才合乎情理。
至于“在开国大典阅兵式上，一支高射炮兵部队还代表防空部队，光荣地接受了祖国和人民的检阅。”
高射炮第6团并未代表防空部队，参加开国大典阅兵式，接受检阅。
既然该团“层层防卫”，“布下20多处高炮阵地”，何况还在“端门前西侧广场将设一对空射击点，部署4门高射炮”，哪里还能抽出力量参加阅兵？
查阅有关开国大典阅兵情况：“当时由华北机动炮兵团、20兵团炮兵团、东北军区炮兵30团和华北军区高射炮兵第一营，编成了炮兵师参加开国大典阅兵式。全师除1个连为骡马牵引外，其余为汽车牵引。”“90毫米野炮1个方队、105毫米榴弹炮2个方队、155毫米榴弹炮3个方队、37和75毫米高射炮1个方队”。
“一支高射炮兵部队还代表防空部队，光荣地接受了祖国和人民的检阅。”这个说法不能成立。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出现的画面，根本不是“开国大典阅兵”时的场面。
1954年和1974年，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北京饭店相继进行了两次扩建。
阅兵方队后面背景，是1954年扩建的北京饭店新（西）楼。可以从一张1954年扩建的北京饭店新（西）楼的照片，进行一下对照。
另外，再看一下，受阅官兵的着装。参加开国大典阅兵的受阅官兵胸前佩有胸章。1955年国庆阅兵，受阅部队提前授军衔，因此可以看到受阅官兵领子上有领章，胸前没有胸章。
用1955年的画面，来证明“一支高射炮兵部队还代表防空部队，光荣地接受了祖国和人民的检阅。”已不是什么“张冠李戴”的问题，完全是在“弄虚作假”了。这不仅违背了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而且有悖于媒体人的品质，更严重的是有损于国家级媒体的信誉！
文字显示：
“88毫米口径的防空高射炮”，实为“日制八八式75毫米口径高射炮”之误。
这里向大家，透露有关高射炮第6团的一些情况。该团后来归建京津卫戍区防空司令部，才成为防空部队，而京津卫戍区防空司令部后来改称为华北军区防空司令部，司令员杨成武。高射炮第6团，先改名高射炮第15团，归建华北军区防空司令部后又改名高射炮第511团。511团于1955年，改装100毫米口径的高射炮，时任团长为岳振华，后来的地空导弹部队第二营营长，有名的空军战斗英雄。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西苑机场，检阅人民中国人民解放军高射炮兵部队，其中就有高射炮第6团。
补充：
前文曾写到：“文中提到了一个人：高炮团副团长于凯。电视片错成了“余凯”。当时这个高炮团应该是高射炮第6团，后又改为第15团。团长魏震，政治委员李元凯。有没有副团长于凯，无从查考。会不会，张鼎中把“政委李元凯”，错为“副团长于凯”了。对于这样‘一项绝密任务’，高炮团派出一个副团长来，未免有些不当回事。团长魏震要坚守阵地，不可能来，政委参加才合乎情理。”
关于“有没有副团长于凯，无从查考。”近日，看到当年高射炮第6团团长魏震的一个下属，写的一篇文章，对于高射炮第6团情况，他是这样写的：
“华北高炮部队组建于北平和平解放后的建国初期，先后由两部分部队组成：
一是1949年春，时任华北野战军第20兵团炮兵师山炮团团长魏震受命全权接管国民党驻北平部队都有炮兵阵地中的高炮部队，于2月7日组建了华北军区高射炮团（不久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炮第6团，后又改为第15团）。团长魏震，政委李元凯（1949年12月后为杜镜秋），副团长蔡正之。部队的主要装备是：第1、2营装备日制八八式75毫米口径高射炮，第3营装备德式37毫米口径高炮，还有3个高射炮连和一个40毫米口径高射炮连，共有13个连。这是华北军区最早的高射炮兵团，曾接受毛泽东主席由平山到北平后在西郊机场的检阅，并承担过首届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的空中防御重任。”
二是1949年9月在沈阳小河沿，由步兵第207师616团改编的经苏联援助装备和训练的高炮16团。团长是张朝一，政委李元凯。部队的主要装备是：1个营的苏制1939年式85毫米口径高射炮，2个营的苏制37毫米口径高射炮，于1950年2月20日开始担负首都地区的防空任务，这在当时具是装备好、火力强的部队，毛泽东主席曾亲临该团驻崇文门城楼的炮连视察，给部队以莫大的鼓励和教育。”
随后不久又组建了高炮17团（团长尹洪，政委谢慰民）和高炮18团（副团长蔡正之，政委李月坤），但这两个团不久即调出华北。”
1950年8月，以15、16两个团为基础，组建了华北高射炮师，亦称首都高炮师，由华北炮司参谋长李建兼师长，政委谢继友，魏震任副师长兼参谋长。”
1951年春，华北高炮师编入华北防空部队后，师司令部改为炮兵处，魏震任处长。”
看来，张鼎中的回忆，是有舛错的，当年高射炮第6团（第15团）的副团长是蔡正之。根本没有什么“副团长于凯”。张鼎中错把“政委李元凯”回忆成“副团长于凯”，职务明明是“政委”被说成为“副团长”，姓名本是“李元凯”被说成为“于凯”。而电视片的文字又把“于凯”错成了“余凯”。

（二）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防空情势严峻，以及进行的“反轰炸”斗争。原上海防空司令部参谋长黄径琛在他的《关于上海、华东防司的回忆片断》一文中，写道：
“仅1949年10月至1950年2月，在短短的5个月里，国民党空军飞机轰炸、袭扰上海就达20多次，投弹360多枚，毁坏房屋2300余间，炸死炸伤2300余人。1950年1月7日至2月6日，敌机连续4次集中对上海的电力公司和城市重要设施进行残暴的狂轰滥炸，其中尤以2月6日的轰炸最为猖狂。”
“2月6日中午12时25分，上海市民正在用餐和午休，突然警报声响起。国民党空军出动12架B-24、2架B-25、2架P-51和1架P-38型等飞机共17架，組成混合编队，疯狂地对上海市轮番轰炸。我驻沪高炮部队当即进行了猛烈射击。……由于我高炮部队组建不久，不仅数量少，且中高炮连尚不不会对环绕目标射击。虽然第5、9连进行集中火力射击，但射击时机过晚，没能给敌机以有效的杀伤。此次空袭，敌机投弹60余枚，毁坏房屋2000余间，市民伤亡1400余人。敌机重点轰炸了发电厂、自来水厂，杨树浦、闸北、徐家汇的发电厂、自来水厂都遭到了严重破坏。上海市的发电量由15万千瓦降至4000千瓦，水陆交通受到极大的障碍，人民生活也面临着严重困难。”这就是后来人们所称之“二•六轰炸”。
参与上海“反轰炸”斗争的高炮部队，没有高炮第8团的影子。黄径琛在文中，提到的是：“华东军区于1949年底派高炮第11、14团进驻上海担任市区防空任务”。前面所说“我驻沪高炮部队当即进行了猛烈射击”的是高炮第11、14团，而不是高炮第8团。
经查到有关资料，高炮第8团确于1949年6月在上海组建：
“1949年6月由20军、23军、26军、27军、33军各抽一个营部和13个建制连，加上特纵辎汽团2连及后备兵团一部分干部，共计3000余人，以高射机枪营（原高射机枪队编为第3连）为基础，在上海整编而成。该团下辖4个高炮营和1个汽车营及团直属连队。”
但是,“1949年9月，高炮8团抽调1营及教导队一个中队的连排干部，同时补充渤海和苏南地区的部分战士，北上沈阳时又在济南接收了120多名中学生，总计约600余人组团赴东北接装训练。在基地按序号编为暂3团，下辖3个高炮营和1个直属高射机枪连。装备为：1营为中高炮85炮12门，2、3营为小高炮37炮各12门，高机连9挺12.7高射机关枪。”
“1950年1月，暂3团返回南京，将原高炮8团撤消番号，调入部分干部战士，改为高炮第12团。”
1949年6月在上海组建，1949年9月北上沈阳，1950年1月，返回南京，并改为高炮第12团的高炮8团，完全与上海“反轰炸”斗争无缘。
有人会问，当时高炮8团“下辖4个高炮营”，北上沈阳的仅为“1营及教导队一个中队的连排干部”，还应有3个营留在上海。
有这样一条消息：“1949年10月29日，负责掩护江苏戚墅堰机车厂的我军高炮第八团三营九连，在驻地击落国民党空军C-47型运输机1架，生俘机上人员8名。这是我军高炮部队首次俘获被击落敌机上的人员。”
这条消息告诉我们，高炮8团于1949年9月，带上“1营及教导队一个中队的连排干部”北上沈阳，至少其“三营”移防至“江苏戚墅堰”担负“戚墅堰机车厂”的防空任务。也有可能三个营一起移防至江苏苏州、无锡至常州一带，担负防空任务，都离开了上海。
这里还有一条消息：“1949年9月7日华东军区在无锡荡头镇以苏南军区教导旅为骨干成立（高炮）14团，团长彭宗义，政委梁一民，承担保卫上海任务。1950年5月编入高射炮兵第3师。”
高炮11团，1949年10月，华东军区组建，具体情况无资料可核查。该团于1950年5月，与高炮14团同时编入高射炮兵第3师。
高炮11团与高炮14团，会不会是在原高炮8团的两个营基础上扩建而成，需要进一步核查。
“二•六轰炸”国民党空军出动飞机情况，黄径琛说的是“12架B-24、2架B-25、2架P-51和1架P-38型等飞机共17架”。
电视片的文字显示：
“1950年2月6日上午9时，国民党空军十七架B-24重型轰炸机，自舟山起飞直扑上海而来。”
“那天上午大概是十点左右，他派了十七架B-26、B-25、P-50。”他指的是蒋介石。
“十七架4P”
黄径琛说的很清楚，是一共17架，不是“十七架B-24”。机型为：B-24、B-25、P-51和P-38，四种。何有什么B-26和P-50。
“十七架4P”什么意思，4P可能是4批之误。实际上，那天十七架敌机前后抵达，谈不上是分成四批来的。
“很快就有大飞机穿过我们学校的领空。”这是晏孝达所说。他说的“我们学校”指上海交通大学，在上海徐家汇。
“穿过我们学校的领空”，这句话，有严重“语病”。
首先“领空”是不能随便用的，“领空”的定义：“一国行使主权范围内陆地、海域、江河湖泊的上空。领空界限以地面界限为依据，由上下垂直线来确定。”
因此，“我们学校的领空”，改为“我们学校的上空”，比较恰当。

（三）

于1949年9月，在上海市安国路建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支雷达队。但是这张照片，不是安国路雷达队人员的合影，是上海防司百老汇雷达站人员的合影。完全是张冠李戴。
在“二•六轰炸”时，安国路雷达队竟然未能发现敌机来袭。
电视片的文字显示：
“雷达队的困境，也让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焦虑万分。没有雷达的及时预警，上海的安全就没有保障。为此陈毅亲自出马，积极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所以陈毅市长就亲自就派了国际电台的总工程师姓钱，那个钱总工程师来到雷达的现场，结果他一检查一调整，发现雷达主要是调整不到位。”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二•六轰炸”后不到第10天，华东军区司令员兼上海市市长陈毅，于2月15日亲自写信，给时任上海交通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吴有训博士，要求借调交通大学即将毕业的电机系四年级的学生，帮助修复日制雷达。次日（适逢农历除夕）交大电机系四年级21名学生（其中党、团员20名），拿着介绍信到安国路76号淞沪警备司令部防空处报到。
借调来的21名交大学生，他们凭着满腔热情很快投入战斗，日以继夜，分析原理、核对线路，检查所有另部件及至各个焊接点，经过25天的奋战，雷达得到修复。仍然不能正常工作，无法看到飞机。
交大21名学生之一的林学昌回忆当时情况说：“早一天治好机器的‘毛病’，就多一份赢得防空作战胜利的机会。因此，支部委员同两名党员经过认真研究后，决定坦诚地向领导表明：按照21位同志目前的技术水平，要很快地使机器恢复正常工作的确没有把握，建议到外面请专家来‘诊治’（因为当时这个雷达队是绝对保密的，一般不让外面人来看）。领导上采纳了我们的意见。开头请来3位从事无线电工程的教授、工程师，都没有解决问题。后来听说交大的讲师蒋大宗，抗日战争期间在缅甸战场远征军中服役时搞过雷达。蒋先生是我们无线电实验课的老师。他来看过机器工作情况后，根据雷达架在6层楼顶没有固定回波的现象，初步判断可能是收发系统没有调好，并建议请上海国际无线电台总工程师钱尚平来‘会诊’一下。蒋还说，钱总虽未搞过雷达，但有丰富的无线电收发讯台的实践经验。防空处当即派车由两名同志持公函去把钱总接到雷达队。钱总听了对机器工作情况的介绍。并到现场观察之后，明确地作出判断，机器的‘病因’是发射接收系统失调（即发射机的工作频率与接收的工作频率不一致）。在钱总和蒋大宗先生的具体指导下，我们对发射、接收系统反复进行了仔细检查与调整，终于在显示器荧光屏上出现了近距离固定回波。这固定回波可非同寻常，它标志着我军第一个雷达队从这天起真正能担负对空情报保障任务啦！”
石松年后来回忆：“3月20日上午9时许，在上海市东南方向250公里的距离上，雷达荧光屏上第一次发现有回波跳动，而且逐步向上海方向移动，回波也逐渐变大。当时担任值班的是我和计燕华、曹美琪这个小组担任，我们马上意识到这个回波可能是来袭的敌机，并立即向指挥室报告‘发现情况’。紧接着连续报出敌机的方位、距离和时间。设在楼下的指挥室值班人员开始还不太相信，这时刘光远处长来到雷达机旁，当他看到跳动的目标回波越来越逼近上海时，完全相信这是来袭的国民党飞机，当即通知有关高炮部队进入‘一等’，准备打击来犯敌机。我们三人一直紧盯着荧光屏上的目标，直到它进入主波附近暂时消失后又再度出现，沿着原来的航线逃回去。”

（四）

原上海防空司令部参谋长黄径琛在他的《关于上海、华东防司的回忆片断》一文中，关于苏军来沪协助防空作战及我安国路雷达队能正常工作后，发生的几次对敌作战，是这样说的：
“1950年3月23日，国民党空军的一批飞机有持无恐，大模大样地朝上海方向飞来，突然遭到了我方出其不意的打击。中苏防空部队第一次协同作战，击落敌机1架，首战告捷。”
“接着，4月2日，在金山卫上空击落国民党空军P-51型飞机2架，给了敌人沉重打击。”
“敌人遭到我们打击后，仍不死心，继续进行骚扰。我军于4月18日又在横沙以东上空击落国民党空军P-38型飞机1架，再次给了敌人狠狠地痛击。”
“敌人遭到昼间重创后，胆怯心虚，随即改变了作战方法，采用夜间飞行，妄想寻机报复。”
“5月11日，当夜幕降临上海，劳累了一天的市民们正准备就寝休息，敌机凭借黑夜的掩护，贼头贼脑地向上海方向偷袭。巴基斯基部队的驱逐机（即歼击机）立刻起飞升空，进入待战空域。敌机做梦也没想到，一进入上海领空，就被严阵以待的巴基斯基的探照灯部队照中，敌飞行员被强烈的光柱照得眼花缭乱，便使出全身解数，东拐西扭，妄图避开雪亮的‘利剑’，但探照灯手们凭借娴熟的技术和果断的意志，照中不放。这时敌机进入了我高炮火力射击的范围，我军高炮战士抓住战机，猛烈射击，与此同时，苏军驱逐机也由待战空域进入敌机尾后，同时进行了射击。敌机终于爆炸起火了，其残骸坠落在上海浦东地区。当广大人民群众看到飞机的残骸和缴获的降落伞时，联想到我军空战连战皆捷，无不欢欣鼓舞，情绪异常高涨。我军广大指战员的士气也越来越高。”
电视片以下的文字显示，是很成问题的。
“1950年5月11日，国民党空军，再次派出轰炸机，窜入上海上空。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他们将遭到解放军防空部队的迎头痛击。晚上，国民党又派了一个敌机叫B-24，从浦东这个方向进入、侵入，就被我们探照灯部队照中，照中后有歼击机跟高炮，把中国敌机击落了。这等于是灯炮结合，这样就很短时间，大概有两个月时间左右，就打下了国民党飞机五架。之后的话，国民党的飞机白天就不敢来了。就晚上偷偷摸摸地来。”
电视片的述说，没有提到3月23日和4月2日两次战况。应该是这两次“之后的话，国民党的飞机白天就不敢来了。就晚上偷偷摸摸地来。”但从以上述说（文字），好像是5月11日“之后的话，国民党的飞机白天就不敢来了。就晚上偷偷摸摸地来。”
这一次，敌机入侵，安国路雷达队提前发现敌情，为击落敌机提供了预警。
当事人石松年的回忆：“另一次令人难忘的战斗，是5月11日晚间的一次夜战。记得那天晚上九时左右，一架偷袭上海的国民党B-24型飞机，在东南方向200多公里处就被我四式雷达捕捉到了。当时的值班人员是计燕华和曹美琪同志（由于机修任务繁重，每组值班人员由3人减少到2人），他们发现敌机后赶紧把我（石松年）这个老搭挡叫去帮忙，所以我有幸参加一次战斗。那是一次漂亮的多兵种协同战斗。由于远程预警情报及时，中近程情报连续，我战斗机、高射炮和探照灯部队协同作战，一举将打假击落，残骸坠毁于浦东塘桥镇。那天目睹夜间空战的上海市民，看到敌机在探照灯光柱照射下被打下来无不欢欣鼓舞，拍手称快。从此，国民党飞机就再也不敢来轰炸上海。”
电视片的文字显示，大讲“这等于是灯炮结合”，未提雷达队提供了预警。
还有，“5月11日战斗”，我安国路雷达队提前发现，尔后苏军的两个雷达站（南汇、海盐）也进行了跟踪，战斗机、和探照灯出动的均是苏军部队，高射炮是我解放军高炮部队。
电视片的文字显示，实在有“偷工减料”之嫌。 （五）
电视片的文字显示：
“华东军区设立雷达101营，淞沪警备司令部设雷达141营，如此一来，上海防空实力得到了大幅加强。”
必须指出，“雷达101营”并未担负上海防空任务，与“上海防空实力得到了大幅加强”无缘。
“华东军区设立雷达101营”，“淞沪警备司令部设雷达141营”，这两个说法是不对的。
“雷达101营”并非由“华东军区”设立的。负责组建“雷达101营”的是华东军区航空处，而且当时不称“雷达101营”，为保密起见，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航空处电讯大队”，地点在南京。
“雷达141营”不是淞沪警备司令部设立的。原上海防空司令部参谋长黄径琛告诉我们：
“为了进一步加强上海市的防空工作，搞好和苏军协同作战，中央军委于1950年3月1日命令，3月12日华东军区航空处机关人员由南京迁到上海，与上海防空治安委员会合并组成上海防空司令部，由担任淞沪警备司令员兼政委的郭化若同志兼任上海防空司令部司令员兼政委，蒋天然为参谋长，王集成为政治部主任，我任参谋长。”
“原淞沪警备司令部防空处及其所属高炮部队、监视哨、雷达队、高射机枪分队等，归上海防空司令部建制。”
“1950年5月组建了一个雷达营”。这个雷达营，即雷达141营，是上海防空司令部所组建的。
首任上海雷达营营长的佐光在《建立上海地区雷达情报系统》一文中，指出：“1950年5月初，开始了组织营部的工作。5月25日，华东军区下达了建营命令，命名为‘上海防空司令部电讯营’。”
直到1951年3月15日，总参谋部才正式授予这两个营番号，分别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雷达第101营”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雷达第141营”。
电视片所配发的照片，同样也是张冠李戴。


（六）
电视片中，原空军地空导弹第十六团副参谋长胡铁生说：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不仅将战火烧到了鸭绿江畔，还派出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蒋介石趁机派出更多飞机，反复袭扰上海等沿海地区。”
“解放军防空部队将如何应对。”
“8月10日，一支全新的部队在上海秘密成立。在上海共舞台召开了探照灯团成立大会。”
“这个时候会上，一千一百多人都在会上，参加这个成立大会。”
“我记得当时探照灯有两个营的部队，一共六个连。六个连呢，每个连三个排，每一个排下面就是，两部雷达探照灯，两部跟踪探照灯。”
“最早出现在日俄战争中的探照灯兵二战期间曾被大量使用于对抗战机的夜间空袭。探照灯兵，主要通过夜间照射来犯敌机，配合高炮部队和航空兵来进行对空作战。设备就是叫拉夫150雷达探照灯，还有叫Z154B跟踪探照灯主要是这两个兵器。当然它配备了，雷达探照灯它配备了雷达、柴油发电机，跟踪探照灯配备了发电汽车。”
这里，并没有把事情交代清楚。
事实且看原上海防空司令部参谋长黄径琛是怎么说的：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了。6月27日，美国出动第7舰队，占领了台湾海峡。当时我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仅要时刻准备打击国民党军队的反扑，而且要组成志愿军准备开赴朝鲜与美帝国主义作战。同时，苏军巴基斯基部队决定于10月回国，其武器装备将由华东空军司令部和上海防空司令部接收。7月31日，中央军委指示：应用一切办法保证这一接收和教育之任务圆满完成，利用3个月的时间把苏联同志的技术学到手。”
“为了贯彻军委的指示，做好军事装备工作，更好地向苏军学习，华东军区决定，华东军区空司和上海防司合并为：‘华东军区空军司令部兼上海防空司令部’。华军区空司领导机关于1950年由南京迁驻上海，合并后由聂凤智同志任司令员，王集成同志任政治委员。当时的任务除继续执行上海防空作战外，主要是组织歼击机部队、探照灯部队、机务部队和各种勤务分队的突击训练。”
“雷达、探照灯部队经过突击训练，也很好地完成学习任务。”
“在这样的情况下，巴基斯基部队于1950年10月初开始作回国的准备。他们的飞机、探照灯、雷达及其附属设备由我方接收。”
“共接收苏军38架米格-15型飞机，39架拉-11型飞机，72部雷达探照灯和跟踪探照灯，各类情报雷达12部。”（以上见《关于上海、华东防司的回忆片断》文）
关于“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上海的“解放军防空部队将如何应对。”并非仅成立一个探照灯团。
雷达探照灯的型号应为：PAII-150型，不是拉夫150；跟踪探照灯的型号应为：3-15-4B型，不是Z154B。
画面是跟踪探照灯，文字是雷达探照灯；画面是雷达探照灯，文字是跟踪探照灯。又在张冠李戴。


（七）
电视片的文字显示：
“当时的防空力量，共有三个炮兵师，九个雷达营，一个探照灯团以及十多个对空监视哨营。”
这里的当时，应该是指“（1950年）8月10日，一支全新的部队在上海秘密成立。”但没讲明是全军（国）还是仅指“上海”。从“三个炮兵师”（应为高炮师）来看，是指全军。只有“一个探照灯团”没有错，即上海新成立的那个。何来“九个雷达营”和“十多个对空监视哨营”。完全是“谎报军情”。
三个高炮师情况：
1950年3月12日，在武汉组成高射炮第1师，由蔡爱卿任师长，程明任政治委员。该师下辖第1、2、3、9团，部署在雷州半岛、广州、武汉等地。
1950年4月12日，以驻东北地区的高射炮部队为基础在沈阳组成高射炮第2师，由谢兴华任副师长，孙文采任政治委员。该师下辖第4、5团，部署在沈阳、鞍山、小丰满等地。
1950年6月，由华东军区以步兵100师师部和上海防空指挥所为基础，在上海组建高射炮兵3师师部，师长杨兴华，政委孙文新。该师下辖第11、14、17、18团。重点部署在上海。
雷达营只有两个：1950年4月，由华东军区航空处在南京组建的“华东军区航空处电讯大队”；1950年5月，由上海防司组建的“上海防空司令部电讯营”。
我军第一个对空监视哨营，是由淞沪警备司令部防空处，于1950年3月间，在上海组建的“淞沪警备司令部防空处对空监视哨营，回来改称为“对空监视哨第141营”。
华北地区，1950年10月，平津卫戍区防空司令部改称京津卫戍区防空司令部，在原有三个情报所和其领导的对空监视哨的基础上，组建了4个对空监视哨营：第121、122、123和124营。
东北地区，东北军区防空司令部于1950年11月，组建了4个对空监视哨营：第101、102、103和104营。
中南地区，中南军区防空司令部于1950年7月，先后组建了2个对空监视哨营：第161、162营。
到1951年12月，我防空部队一共成立了12个对空监视哨营。 （八）
电视片的文字显示：
防空部队的不断壮大，也意味着战备任务更加吃紧。很快他们将迎来又一次战斗的洗礼。
1950年7月，刚刚成立不久的雷达101营，突然接到秘密命令。全营从南京千里奔赴东北。
原来朝鲜战争爆发后，为应对鸭绿江对岸的战火，中央军委急需在东北建立雷达预警网络。
原空军雷达兵部队技术副连长江显华说：
“大概七、八月份，八、九月份，上级来命令了。那么我们就抗美援朝，先是到沈阳休整了一两个月，以后就到安东。”
原空军雷达学院院长郭锡林说：
“就是7月29日，雷达第一营，就从南京用了五天时间到了沈阳，然后部署在从辽东半岛一直到吉林（市）鸭绿江北面这一线。”
华东军区航空处电讯大队，即后来才称雷达101营，并非“从南京千里奔赴东北”，而是从上海出发去的东北。更不是什么“我们就抗美援朝”，“七、八月份”还是“八、九月份”就能想到“抗美援朝”，如此“未卜先知”未免早了点。
华东军区航空处电讯大队，于1950年4月在南京成立。电讯大队大队长孟继萃，政治教导员刘子真两人所写《电讯大队的组建、成长和发展》一文，有关“奔赴东北”的前后情况，是这样说的：
“电讯大队成立后，我们一面在南京待命，一面对部队进行政治教育，着重进行组织纪律教育，对专业战士还进行雷达原理基础教育与雷达的操作、调谐，并结合雷达修复进行试架、调整。据说要我们准备配合兄弟部队解放舟山群岛，可不久舟山解放了。这时，对如何执行战斗任务，从大队领导到每个成员都不清楚。1950年5月27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少奇根据苏联驻华大使及武官关于对雷达部队进行训练的建议，向毛主席写了报告。毛主席于5月28日即批‘同意’。随即，华东军区航空处处长向我们下达任务要我们大队到上海，由苏军帮助我们进行业务训练，并告诉我们训练完成后去福建前线，准备解放台湾。按照上级指示，6月4日，我们全大队乘火车到达上海后，先到上海航空办事处报到，然后由上海防空司令部安排部队分别住在江湾五角场、水电路和龙华机场，大队部设在五角场。第二天，各中队就开始架设、调试雷达雷达了。训练工作由上海防司情报科负责与苏军巴基斯基部队联系，训练计划和教员全由苏军负责。6月16日，雷达操纵人员开始接受苏军教员进行的空中情报勤务突击训练。”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帝国主义出兵入侵朝鲜，并将其第7舰队陈兵台湾海峡，阻止我解放台湾，直接干涉中国内政。我们大队的训练也因形势的剧变而停止。7月29日。军委下令调我们大队去东北，归东北军区空军司令部指挥。8月1日下午，骄阳似火，上海防司参谋长黄径琛在他的办公室门口向大队教导员刘子真传达军委命令，限我们大队3天做好准备，即开赴东北执行任务。刘考虑雷达的拆收、装箱较复杂，大家的技术还不怎么熟练，加上思想工作和物资准备工作也需要时间，当即请求给7天时间准备。黄参谋长鉴于电讯大队的实际情况，批准我们用7天时间做好行军前的一切准备工作。”
“8月2日，我们大队领导反复思考，讨论制定了行动计划和措施。”
“8月5日，各中队雷达班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开始拆收雷达，并将兵器按部、附件分解，仔细装箱加固。8月8日，全部兵器器材装上列车。”
“当晚，┅┅┅┅22时整，汽笛一声长鸣，列车开动，我们部队离开了繁华的上海，开始了奔赴东北执行任务的铁路行军。”
“行军路上，由于组织严密，全体人员以高昂的士气，战胜盛夏酷暑，长途行驶4昼夜，2000多公里，于8月12日下午16时安全到达目的地——北方工业城市沈阳。”
“8月13日上午，我们俩又到东北防司，向东北防司副司令员高鹏、副参谋长徐迺斌和苏联顾问查廖夫中校详细汇报了我们大队人员编制及雷达程式、性能、数量等情况。这位苏联顾问原在上海，比我们先到沈阳，他对我们的训练情况有所了解，在听取我们汇报后，即在东北地区地图上进行了雷达部署。”
“8月16日，各中队开始行动。”
“8月20日，全大队展开完毕。”
什么“先是到沈阳休整了一两个月，以后就到安东”，未免是“天方夜谭”。
电视片的文字显示：
第一次投入实战，全营官兵极为兴奋。然而当他们将雷达迅速架在各防区山顶之后，一个让所有人意想不到的状况，出现了：8月27日，两架美军F-51野马式战斗机，越过鸭绿江肆意扫射安东市区，随后安然返航。对此布防在中朝边境的雷达兵，竟毫不察觉。“雷达兵是吃干饭的”，一时间批评声如潮水般涌来。
原空军雷达学院院长郭锡林说：
“我们当时只知道雷达架得高就看得远，所以都布到山头上。实际上因为，这是个知识问题了。雷达这个波段不一样，波段由厘米波、分米波。厘米波以上的雷达，它的电磁波是直射的。直接照出去就跟光一样，直接照出去的，所以架高当然就看得远了。频段比较低的，我们叫米波的，以米为长度为波长的，这个雷达它不行，它波段不光靠直射波，还有地面反射波，所以米波雷达地面反射非常重要。当时我们缺乏这一方面的知识，将米波雷达架在山顶，可以轻易捕捉到远距离敌机的动态，却无法发现抵近掠过的敌机。敌人的飞机在远距离从三八线过来，在平壤以南我就看到了，越往里飞越看不到。等到了靠鸭绿江附近的时候，需要高炮打的时候，需要它的时候，没有了。”
电视片的文字显示：
“发现问题后，雷达兵紧急调来专家和工程师，寻找解决方案。经过几个昼夜的研究，专家提出，将雷达架到平面上的建议。雷达兵随即调整阵地重新布防。很快一个宽八百公里，面积四十三万平方公里的雷达情报网，覆盖到了鸭绿江两岸。”
关于不同波段雷达，能否架在山顶，这是个专业性的问题。简单提一下就行，没必要，在此给观众上课。
美军的野马式战斗机，是“P-51”而不是“F-51”。当年上海“二•六轰炸”时，就有此型号的飞机。


（九）
电视片的文字显示：
与此同时，远在北京的毛泽东，也一直关心人民军队防空力量的建设。事实上防空能力不足，时常让他陷入沉思。
此时的中国战云密布，美国在鸭绿江对岸引来的战火，迫在眉睫。美军飞机时常侵入东北地区；蒋介石在东南沿海蠢蠢欲动，国民党飞机四处袭扰，两线倍受压力。
毛泽东将如何应对？在等待苏联援助的同时，毛泽东决定：组建国土防空部队领导机关。1950年10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司令部正式成立。周士第任司令员，钟赤兵任政治委员，谭家述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下辖高射炮兵、雷达兵、探照灯兵、对空情报兵，近七万人。
首先名称，应是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防空司令部，简称“军委防司”，一直延用至1955年，防空部队改名防空军时止。改名后的全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军司令部”。
成立时间，有说“1950年9月7日”，有说“1950年12月16日”，俱误。
1950年10月19日，中央军委任命周士第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司令员。23日，中央军委发布了建立军委防空领导机关的命令，成立时间为1950年10月23日。
1950年12月，军委特种兵会议规定，凡担负城市要地防空任务的以及正在组建的高射炮、探照灯、雷达、对空监视等部队，均属城市防空系统，划归军委防司建制。
全国已建立起4个地区性防空司令部，下辖高射炮、雷达、探照灯、对空监视部队，以及通信部队。
各军区防空司令部共有15个高炮团、2个探照灯团、5个雷达营、1个对空监视（哨）营和1个通信营。
那时没有“对空情报兵（部队）”这种称谓。直至1955年7月，防空部队改称为“防空军”的前1月，总参谋部下令，将对空监视团改称为“对空情报兵团”；将雷达团改称为“对空情报兵雷达团”。其区分是“对空情报兵团”保留部分对空监视（哨）连队外，增加了一些雷达连；而“对空情报兵雷达团”只有雷达连。



（十）
电视片的文字显示：
深知志愿军防空力量薄弱的毛泽东寝食难安，10月21日，彭德怀刚刚踏上朝鲜土地的第二天，毛泽东便于当天凌晨4时，发来电报特意提醒，敌方侦察精准，应迅速构筑可靠防空洞，保障志愿军司令部的安全。一个多月后，不放心的毛泽东，再次致电彭德怀：“请你们充分注意领导机关的安全，千万不可大意”。然而他没有收到，志愿军司令部改进防空措施的消息，却等来了一个让他悲痛不已的绝密电报。这封电报的内容只有三十个字，彭德怀却写了一个多小时。电报送到北京，却被周恩来暂时扣下了。
1950年11月25日上午11时，四架美军轰炸机，飞临大榆洞志愿军司令部上空，投下几十颗凝固汽油弹。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室，顷刻间化为一片火海。未能及时逃离的毛岸英，当时壮烈牺牲，年仅二十八岁。
此前为避开美军轰炸，志愿军司令部已先后更换四处地点。其实在毛岸英遇难的当天拂晓，志愿军司令部已进行了疏散。倔强的彭德怀被属下强行搬进了半山腰的防空洞，才躲过一劫。
战争初期，拥有制空权的美军战斗机，对志愿军构成了极大威胁。尽快增强志愿军防空力量，已是刻不容缓。
其实，志愿军司令部被美军轰炸，以致毛岸英遇难，这些与防空军的建设和发展，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相反让人觉得在“消费”彭德怀，“毛岸英遇难”完全是，志愿军司令部未能“改进防空措施”所致。
电视片的文字显示：
1950年12月初，位于上海的高炮十二团，奉命紧急开赴朝鲜，成为第一支入朝参战的高炮部队。此后高炮第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师，以及城防高炮团二十一个和十个独立营，五个探照灯营，两个对空监视团和一个雷达营，又先后抵达朝鲜战场。姗姗来迟的防空部队，面对不可一世的美国空军，又能否成为志愿军的防空利剑呢。
第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师，并非是高炮师，因此并不是防空部队，是担负防空作战的炮兵部队。尽管其中有曾是防空部队的高射炮团，如高炮1团、高炮12团和高炮17团，但已不再是属于防空部队建制和领导了。
炮兵第61师，于1951年1月7日在辽宁锦州组建，所属师部机关、分队和炮兵601、602、603团，由高炮1团(欠3营)、团部和步兵142师425团1营、430团两个连合编成。
炮兵第62师，于1950年12月在辽宁锦州成立，所属师部机关、分队和炮兵604、605、606团，由步兵142师师部一部，425团团部，2、3营，步兵426团团部和高炮1团3营及锦州炮兵第五训练基地编余人员编成。其中以高炮1团3营为主编成第604团。炮兵第604团为85毫米高射炮团，605团、606团为37毫米高射炮团。
炮兵63师，于1951年1月中旬在上海成立，所属师部机关、分队和炮兵607、608、609团，由原高炮3师师部、高炮12团、西南军区炮兵暂编6团编成。装备16门85炮，32门37炮，12.7高机36挺。607团为85高炮团，608、609团为37高炮团。
炮兵64师，于1950年12月在辽宁安东成立，师长吴昌炽，所属师部机关、分队和炮兵610、611、612团，由原高炮17团（1949年12月，以步兵207师一部组建）和步兵430团2个连队扩编组成。610团为85炮团，611、612团为37高炮团。
炮兵65师，于1952年4月5日由炮兵第7训练基地（1950年12月，由20师改编）整编而成，驻地山东德州。政委史有和，副师长原金沣，辖613、614、615团，归华北军区建制。
1953年2月开始接受装备，其中613团85炮团，614、615团37高炮团。
1953年6月20日由德县出发，24日入朝参战。6月5日615团调归炮兵66师建制。
关于防空部队入朝作战情况，杨成武在《回顾防空军的建设》一文中指出：
“华北军区防空部队于1951年4月开始，奉命以轮战的方式，先后组织5个高射炮团：即513、514、511、512、515团，1个对空监视团和5个探照灯连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序列，入朝参战。与此同时，还指派杜镜秋（华北军区防空部队高射炮兵指挥部司令员）带领一个作战班子到朝鲜志愿军铁道高射炮兵指挥所轮战、实习。当时，志愿军高射炮部队多数是由步兵改装，训练不久，就开赴朝鲜参战的。”
原东北防司参谋长徐迺斌在他所写的《抗美援朝期间的东北防司》一文中写道：
“（1950年）10月26日，华东的高炮14团（后改称524团）由上海到达辑安，编入志愿军序列。28日我们组织该团第1、3、6连和机枪连等4个连队掩护野战炮兵并随其一起入朝参战。其余连队因无车辆暂留辑安掩护江桥。1951年1月9日，该团全部过江，担负保卫朝鲜顺川大同江桥和成川沸流江桥任务，这是防空部队赴朝参战最早的高炮团。随后，6个独立高炮营、高炮505团和513团先后开赴朝鲜。505团和独立42、43、44营担负保卫大同江桥和沸流江桥防空任务；513团和独立39、40、41营担负保卫安州清川江桥和大宁江桥防空任务。为了粉碎敌人对我交通运输线实施‘绞杀战’和对我前线机场加紧轰炸的阴谋，我高炮503团和508团于1951年10月赴朝参战，503团保卫永柔机场，508团保卫院里机场。”
2007年6月15日人民网发布的湘潮的文章《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军发展、撤销历程》，仅提到：
“1951年6月初，志愿军高炮第五一四团奉命保卫中朝边境安东市南部的大孤山机场”。
“1952年8月29日9时15分，美军700余架次多种型号混合轰炸机编队轰炸朝鲜首都平壤。敌机进入我志愿军高炮五三三团防区后，五三三团全团高射炮齐射，敌机的炸弹往下落，志愿军的炮弹往上飞，双方拼得你死我活，第一次交手，美机被击落、击伤5架。当日13时30分，美军500余架不同型号的战斗轰炸机又前来进行第二波次的轰炸，狡猾的美军航空兵超低空沿海面飞行，连雷达部队都未能发现目标，五三三团仓促迎战，沉着开炮，又击落2架美机。17时5分，美军400余架各种型号战斗轰炸机对平壤进行第3次轰炸……午夜美军机群又进行了第四次对平壤的攻击……这一天，美军80余架战斗轰炸机光临五三三团火力范围，被我击落、击伤8架。我军军史记载，这是朝鲜战争以来，敌人对平壤规模最大、最残酷的连续轰炸。”
电视片所说“姗姗来迟的防空部队”，“高炮十二团”以及“高炮第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师，以及城防高炮团二十一个和十个独立营”，全不属防空部队。只字未提高炮14团以及华北、东北防空部队派出的高射炮团，人朝参战的情况。
号称《防空军》的电视片，把不是“防空部队”说成“防空部队”。防空部队何止是“姗姗来迟”，简直是“按兵不动”。
防空部队赴朝参战最早的高炮团，是华东的高炮第14团（后改称为第524团），1950年10月26日，由上海到达辑安，编入志愿军序列。28日该团第1、3、6连和机枪连等4个连队掩护野战炮兵并随其一起入朝参战。其余连队因无车辆暂留辑安掩护江桥。1951年1月9日，该团全部过江，担负保卫朝鲜顺川大同江桥和成川沸流江桥任务。1951年4月开始，华北军区防空部队先后组织5个高射炮团，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序列，入朝参战。与此同时，还有东北军区防空部队高射炮第505、503、508团，以及6个独立高炮营入朝参战。
电视片的文字显示：
入朝不久的防空部队，很快就与美国空军交上了手。看到志愿军装备着苏联二战期间使用的三十七毫米双联高射炮等防空武器。美国人笑称，这些爷爷辈的高射炮即便装备了雷达，也无法与美军飞机抗衡。然而狂妄的美国人没有想到，由他们掌握的朝鲜战场制空权，很快就被这些拿着旧武器装备的志愿军防空部队刺破了。
电视片说志愿军装备是“爷爷辈”的“苏联二战期间使用的三十七毫米双联高射炮等防空武器”，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就拿炮兵第61、62、63、64、65师，这5个师情况，都分别由85毫米高射炮团和37毫米高射炮团组成。
分别从华东、华北和东北防空部队派出的几个高炮团，在入朝前后，都装备的是苏式85毫米、76.2毫米和37毫米口径的高射炮。一些较早成立的团，早先使用的日八八式75毫米高射炮，全被替换掉了。
由此可见，大大小小的谬误舛错，不计其数。不仅愧对前人，而且延误后人。一个属于国家级别的单位，出品如此作品，何止是让人贻笑而已。

原华北防空部队一兵——黄永富

2019年8月15日于北京望京西园

附照片对照：
参加开国大典阅兵的炮兵师方队，受阅官兵胸前佩有胸章。 阅兵方队后面背景，是1954年扩建的北京饭店新（西）楼。
受阅官兵胸前没有胸章，阅兵部队提前授军衔，因此可以看到领子上有领章。 1954年和1974年，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北京饭店相继进行了两次扩建。这是1954年扩建的新（西）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