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旅生活点滴——走过灾难

孤帆飘影

【题记】不知不觉中，又一个7.28即将到来，这一天，对于许多人来讲，是普普通通的一天，然而，对我来说，却是一生难忘、刻骨铭心的符号，这是唐山蒙难的日子。岁月的流逝使这个事件变得久远与模糊，可当这个日期临近的时候，当年的情景总会渐进清晰地浮现在眼前，为此，将14年前书写的一篇日记体帖文发在美篇，用以怀念和纪念我心中的唐山。

军旅生活点滴——走过灾难

1976年2月29日，我们26个男女新兵跟随着3名招兵干部，一起登上东去的列车，离开北京，奔赴唐山。车厢内充满着欢歌笑语，我们带着对新生活的憧憬与期盼，跨进军人的行列。然而，我们谁也不会想到，短短5个月后，我们之中有一半人经历了那场震惊世界的大地震，我们更不会想到，我们之中有6个人永远长眠在唐山，他们的青春年华定格在那黑色的一刻——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53.8秒。

突如其来的灾难，使唐山这个有着100万人口、冀东平原上的工业城市，顷刻之间被夷为一片平地。据震后权威部门的统计，死亡：24万2千7百69人；重伤：16万4千8百51人，这是迄今为止世界地震史上最为悲惨的一页。

　　我一直后悔怎么没买一张唐山地图珍藏，毕竟，那里是我迈进社会生活的起点，是除北京之外走进的第一个城市，那里留存着我芳华时代的身影。

朴实无华的旧唐山随着大地的震颤永远消失在历史的烟尘中，但它的风貌依然存留在我的记忆里……

城市南部是纵横交错窄窄的街巷，两侧是民居的平房和为生活服务的各式店铺，走在其间犹如回到北京大栅栏的胡同之中。城市北部有几条宽敞的马路，路旁是与时代同步的建筑。开滦煤矿两个高大的井架矗立在市区，成为这个工业城市的明显标志。

▼震前的唐山火车站

　　我所在的部队，空六军军部座落在新市区新华大街中段的繁华地区。新华大街（新唐山建设之后，更名为新华道）是贯穿唐山东西方向的主要公路，道路两旁分布着机关、院校、医院、商店和大型厂矿的办公机构。军部机关大院在大街的北侧，通信营大院在大街的南侧。军部东面，隔着文化路，是唐山最好的宾馆，唐山饭店；军部西面200米处，是唐山最大的商场，唐山百货大楼。我们无线连在通信营大院南侧的一座二层楼房里。院墙外面是开滦第二小学，每天上午，学生们朗朗的读书声，时重时轻地飘进军营。

沿着军部旁边的文化路北行两站地左右，路东是唐山市区最大的公园，凤凰山公园，公园内除了休闲的景观，还有一个小型动物园和一个有深、浅泳池的游泳场。凤凰山公园对面，文化路的西侧，是我们军部的家属院。大门在院子的最北端，走进大门，是一座四层楼房，那是为安置随军干部家属而建立的制药厂。院内的排排平房里，居住着处级以下、15年军龄以上的各级干部。由于无线通讯的性质和规程，我的工作岗位——短波发射台，就安置在家属院内的最南端一个封闭的小院里。一墙之隔的南面是新翻修的唐山市青年宫。青年宫的备用电源就接在我们台应急发电机的配电盘上，军民关系最实惠之处是可以在青年宫看免费电影。

▼震后的唐山青年宫

　　穿上军装以后，经历了一个多月的新兵集训，经历了两个半月无线电培训，经历了半个月的跟班实习，随后开始独立值班。

我们空六军的职责是华北东部，包括首都北京的空域防务，中央领导出访，外国元首来华，都是下属飞行师、团的战机护航。军部上至空司、北空，下至飞行师、高炮师、导弹团、雷达团等的无线通信联系，都是通过我所在的短波发射台，把信号发向空中。我们是一支常年担负战备防务的部队。

值班、学习、训练，日子在不经意间悄然滑过，“八一”快到了，那是军人的节日，各部门开始为八一联欢准备节目，后勤部门也采购了丰富的物品。谁能想得到，一场劫难即将到来。

在唐山地下的深处，来自不同方向三块巨大的地质板块汇聚在一起，在缓慢迁移、挤压，并逐渐积聚起巨大的能量。迁移挤压的结果是其中某一个板块突然碎裂，并把积聚的能量释放出来，造成地动山摇的震动。二战结束前的1944年8月，美国向日本的广岛、长崎投下了两颗原子弹，当年一颗原子弹的爆炸能量相当于2吨TNT炸药，而唐山地下深处聚集的能量相当于400颗这样的原子弹。

灾难即将来临，灾难进入了倒计时，可是我们，还有生活在唐山的市民对此却浑然不知……

1976年7月27日星期二

这是灾难到来的前一天。

这是忙碌又充实的一天。

这是晴空万里，骄阳似火，热浪滚滚的一天。

上午，我在机房值班。起床后就进了机房，对10几部发射机经过一段短促忙乱的改频，随即空闲下来。短波通讯是靠大气层中电离层的反射，白天和夜晚电离层的厚度不一样，发射角与反射角会发生变化，使覆盖的区域产生偏差，因此发射机早晚要改频两次，改频的速度与准确是无线调配员的基本功。上午的值班员还要进行每天必做的日维护。

短波发射机及附属设备的维护保养，从简到繁，分为日、周、月、季、年， 5种维护方式。年维护的工作量最大，要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一般安排在秋季凉爽的月份，发射机要全部分解，除了清洁内部，更重要的是对主要元器件的技术参数进行测试、调试。清洁用的材料也很特殊，比如强放级的被银线圈要用高支棉纺布，而主振级要用柔软的丝绸。日维护就简单多了，用小毛刷掸掉发射机前面板上各种旋钮、开关、指示灯、仪表及天线馈线绝缘子上的灰尘，再用特制的绝缘毛刷掸掉电子管阳极屏帽上的灰尘，最后，用墩布擦拭地面上的绝缘胶毯，还要把用过的毛刷冲洗干净。二十几部发射机（包含运行与备用），即便每部用3分钟，再加上拖净地面，少说也要一个半小时。据说，日维护制度是第一任空军司令刘亚楼上将视察部队后定下的规矩，有了日维护制度，可以使通讯设备外观一尘不染，机房干净整洁，并使干部、战士培养出良好的机务作风。

　　刚做完日维护，朱爱民来找我，送来我托他帮忙寻找的几张《参考消息》报纸，还带来两本内部刊物《摘译》。

朱爱民与我同龄，是相识不久的一位朋友，就住在这个家属院内，他父亲是军部后勤部财务科长（后勤部的管辖部门不称处，而称科，与处同级别）。说来也是一种机缘，他小时候生活在北京，居住在国子监东侧北空后勤部的宿舍院内，他的小学同学恰好是我的中学同学，1969年随父亲的工作调动，来到唐山。他高中刚毕业，那时还没有恢复高考，等待着分配工作。他为人谦和、热情，唯一与军队干部子女不同的是，他不愿意当兵。后来，他分配到唐山地区物资局工作，90年代任计划统计处处长。

1976年仍处在文化革命的晚期，如果说人们的物质生活还算满足温饱的话，那么精神文化生活仍处于饥渴与单调之中。报纸、期刊的种类很少，而且为数不多的报纸上刊载的都是大篇幅的理论批判文章，文化娱乐性的稿件很少见报。当时，第21届奥林匹克运动会正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拉开战幕，由于中国还没有恢复奥运会成员国的合法席位，因此，对奥运会及比赛的盛况几乎不做广泛的宣传报道。7月18—23日的《参考消息》上，连载一篇题为《历届奥运简况》的文章，介绍前二十届奥运会的发展概况和名人佚事。由于平时很少见到这类介绍世界体坛的文章，我打算把它搜集整理出来，作为资料保存。连部倒是有一份《参考消息》，一次翻阅时，被告知只有党员和5年军龄以上的老兵才能看，我是新兵，没有资格。想想真是好笑，我从初中时就看《参考消息》，当了兵反倒不能看了！不让看就不看，不让看我也能通过别的渠道找到想要的东西。

《摘译》是大32开本的杂志，属于内部发行的期刊，内容是当代欧美的小说、电影剧本、诗歌散文等等。基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文学作品或多或少与思想意识形态有些关联。虽然在文革的后期出版物有了一定的松动，但其中对外国作品，特别是当代作品，都冠以“内部刊物”而限定一个范围，介绍给中国大陆读者。那时，我是个离不开书的人，从小学高年级开始，床头枕边总摆着几本借来的书，总要有书看。来到部队以后，在这点上，总是有点儿别扭。不能老看“毛著”和“马列”吧。朱爱民帮我借来的书刊，无疑似荒芜的沙漠上冒出的甘泉。

　　午饭后，与周恩洪（发射台调配员，天津人，75年兵）、崔玉泉（对空台话务员，北京人，76年兵）相约，利用中午的休息时间去探望正在255医院住院的毛云清（发射台调配员，吉林延吉人，76年兵）。

255医院是陆军的一所医院，也是唐山市的大型综合性部队医院。唐山地震中，255医院大约有400名医务人员遇难。255医院在军部西面路南，约有三、四站地的距离。去255医院的路上，还要经过陆军196师的师部。

一次，在唐山百货大楼，遇到几个196师的“老陆”，他们对我说，还是你们空军好，干的活儿不累，还有技术。

我问，你们196都干什么呢？

他们告诉我，是“水炮兵”。

“水炮”？我还真没听说过。

他们笑了，随即解释说，唐山这地方出产的大米不错，他们196师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唐山郊区的部队农场种水稻，每年要有一半的时间在稻田里劳作，因此，他们自嘲地说自己是“水泡兵”。

想想也真是，部队的兵员大部分来自农村，这些来自农村的战士本来想当几年兵换一种活法，结果依然像农民一样，在大田里劳作。陆军的服役期是两年，就算只干两年，同在家务农又有什么区别！还要受到纪律的约束。如果来部队当“水泡兵”，还真不如不来当兵。

午后，烈日当空，奇热无比。我们三人沿着新华大街路旁的树荫，步行来到255医院。

毛云清因传染性痢疾住在255医院的传染科病房。传染科病房是几排平房，不在住院部的大楼里，这也使毛云清幸免于难。

我们在树荫下的小花园聊了一会儿，毛云清打了两天的吊针，病情已控制住，再巩固两天就可以出院了。

　　因下午2点要召开全连军人大会，告别毛云清后，我们乘公交车返回通信营。

“四五”天安门事件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之后，那段时间的政治学习都是围绕着批判邓小平右倾复辟翻案风，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巩固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而展开的。全连军人大会的主题是“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专题学习的总结，有六位干部、战士书面发言，讲述他们的学习体会。说是学习体会，其实都是抄报纸上的文章。可不抄，又能说什么呢？！天气很热，中午又没休息，使我昏昏欲睡，强打精神熬着，熬到大会的结束。

吃过晚饭，刚走出食堂，代理副指导员王德民（安徽蚌阜人，68年兵，遇难）叫住了我，递给我一沓花花绿绿的纸片，说是凤凰山公园的游泳票，你们台离那儿近，不必再到连队集合，直接去。

回到发射台，太阳还没有落下去，我和周恩洪在机房与宿舍之间的院子里打羽毛球，每天傍晚，只要无事，我们都要打会儿羽毛或乒乓。

正玩得兴头上，连部来电话，通知马上回连部打预防针。预防哪种疾病已记不清了，只记得卫生队的护士姐姐注射时的动作很柔、很轻，惋惜的是当夜在卫生队值班的几名护士全部遇难。

打完针，刚出连队楼门，碰见姜宝云（报务员，北京人，76年兵，遇难）。小学时，他转到我们班，曾同窗学习过一年。姜宝云见到我，马上掏出个金属烟盒，请我抽烟。那时，我还不会抽烟，向他摆摆手，简单说了几句，他下午值班，刚吃过晚饭。这是我最后一次同他相见交谈，当天夜里，他没能逃脱这场灾难，而且死得很惨，楼房的横梁恰好砸在他身上，人都砸扁了。

　　回去的路上，本想买两个西红柿，夜里煮挂面用。那时的夜餐就是煮挂面，夜餐费的标准是1角5分，两个人分值前后夜，两个人共享这1角5分钱。清水挂面浇酱油，都吃腻了，放个西红柿调调口味。可惜菜站关门了，没能买到。

因要值后半夜班，正准备早点睡觉，台长回来了，全台开会，讨论八一联欢会出节目的事。前不久，调整行政隶属关系，我们发射台从三分队分离出来，成为连部直管的独立台站，独立台站必须要出节目。没人主动发言，没人主动说演个节目。台长拍板了，你演什么，他演什么，就定了下来。全台共出5个节目，给我定的是参加全台的合唱，参加4人表演的三句半，还有一个独自的诗朗诵。演节目倒无所谓，可我心里最腻味儿的是这种独断专行的工作做法。不是说军队有三大民主吗？！民主个屁！什么都是命令式！

散会后，我赶紧上床，钻进蚊帐，下半夜还要起来值班呢。睡不着，躺在床上开始数羊，一只羊，两只羊，三只羊……羊越数越多，渐渐地，眼前出现了绿绒绒的草地和洁白的羊群……

1976年7月28日星期三

睡梦中我被唤醒，是周恩洪在叫我，噢，该换班了。我匆忙穿好衣服，走进机房，小周刚写完值班纪录。

“没什么事。”他告诉我。

我睡眼朦胧地瞥了一眼控制台上的时钟，2点29分。

“快去睡吧，都两点半了。”

他走后，我在值班日志上签上名字和时间，然后走出机房，在院子里的自来水池洗了洗，在凉水的刺激下清醒过来。回到机房，对所有发射机巡视了一遍，电流、电压正常，有的正在工作，有的处于静默状态。我在控制台前坐下，深夜是那么地寂静，只有传送电报信号的继电器时断时续地响着，高压指示灯随着发报的间隔很有节律地闪烁着，变压器轻微的交流声也能听清。

我想起昨晚的台务会，演节目还要自己去编，可编什么呢？！咳！真烦人！先不管它，白天和老兵商量商量再说吧！

我取出借来的《参考消息》，打算先把《历届奥运简况》这篇文章抄录下来，尽快把报纸还给朱爱民。从开关机登记薄上撕了几页纸，先草抄，以后再誊写在读书笔记上。

我草草地抄着，不知过了多久，电话铃响了，我拿起了话机，“8号开机”电话里传来报台领班员的指令。我在开关机登记本上做了记录，此时是3点34分。

8号机所在的404网，是唯一一部定时联络的发射机，每隔4小时整点联络一次。据老兵讲，404网的密语密令被苏联特务破解，为制造假象，依然按原波段联络，叫通即关。发射机的各级电路全都使用电子管，其阴极需要一个预热过程，因此需要提前20-30分钟开机预热。

　　打开8号机后，我又俯在控制台上继续抄了起来。抄着抄着，突然觉得有点异样，一种奇怪的声音传进耳朵，同时感到脚下的地面在抖动。我抬头一看，大吃一惊，不自觉地站了起来。房子在摆动，机器设备在摆动，眼前的一切物体越来越剧烈地摇晃着。我意识到地震发生了，是冲出机房还是躲进控制台下，两种想法在脑子里一闪，我怕被埋在土里，决定冲出去（事后大家分析，还是躲进控制台下好些）。此时已传来房檩断裂的声响，我下意识地把右手的钢笔和左手的抄录纸塞进裤袋，也不知怎么拉开门冲到了屋外。一道极亮的闪光，接着一片漆黑。这极亮的闪光或许来自地震所特有的自然之光，或许是因电线扯断造成灯光熄灭后形成的明暗反差。就在这闪光的瞬间，我瞥见我们小库房的窗户倾斜着向前倒下，如同在电影里看到炸弹爆炸时房屋倒塌的情景一样。与此同时，我感到身后刚才还工作着的机房也倒塌了，滚动的砖头撞击着我的腿脚。冲出机房的瞬间我还想着要尽可能地跑到院子中间，可抖动的大地总要把我摔倒，别说跑了，就是站都无法站稳，又想到传说中地震造成地面巨大的裂缝，一种绝望而求生的复杂心理迫使我蹲了下来。大地发疯般颠簸摇动着，地下传来隆隆的巨响，有一股强烈的劲风在刮着，空气中飘浮着呛人的尘埃，我仿佛被抛进一面巨大的筛子，被无休止地筛呀筛呀，感到从未有过的恐惧与绝望，感到生命已走到了尽头。这时，架设在空中几十米长的天线和馈线，横七竖八地纷纷落下，我的思绪已经紊乱，还在想着千万别碰着天线，那上面强大的高频电流，会灼伤皮肤的。实际上电源都断了，哪还能有电流呢！

　　不知过了多久，剧烈的抖动减弱了，一种死里逃生的感觉在心中升起。我刚站起来，突然听到有人叫我，一看是老兵李日新（发射台调配员，沈阳人，73年兵）。

“机房怎么样？”

“好像是塌了，其他人呢？”

“还在屋里吧。”

我们向宿舍望去，透过朦胧的夜色，隐约可见的宿舍变得很矮，房顶只有齐胸高了，是不是陷到地里去了？我心里想着。

我俩磕磕绊绊地走向宿舍，里面传来呼喊的声音。这是我有生以来从未听到的声音——一种失去常态、喊声与哭声交织在一起、男人沙哑的声音，属周恩洪叫得最响。这哪是人的声音，分明是困兽的哀嚎。这种男人处于绝望时发出的声音要比女人悲凉的哭声还要凄惨，更使人颤栗。

我们揭开几块瓦，里面是油毡和厚厚的灰土，用手弄不破。

“我到那边看看能不能进去。”李日新边说边绕过房子快步走去。

我捡起脚下的一块砖，正准备砸开屋顶，突然听到有人在喊：“谁在哪儿？”

顺着声音望去，在倒塌的院墙外，黑暗中有三、四个模糊的身影。

“是我。”随即报出了姓名。

“发射台没有这个人呢？”有人嘀咕着。

“我是新兵。”

“机房怎么样？值班员出来没有？你们台长呢？……”

正说着，不知从哪里又钻出个人，是康玉船（发射台调配员，河北晋县人，75年兵）。 他捂着鼻子对我说：“曹友富让我看看你怎么样？”

外面的人又喊道：“小康，赶快把台里的人先救出来。”

　　我随着康玉船绕到宿舍后面钻了进去，在手电筒昏暗的光线下，只见人字型的房顶被甩了出去，一边架在倒塌的窗台上，另一边架在我们的床头上。杨仁船（发射台油机员，福建人，75年兵）正好卡在天花板矩形木框里，他大声喊叫，扭动着，想挣脱出来，可出不来。曹友富（发射台调配员，河北固安人，74年兵）双腿布满道道血痕，正用力拉着木框。我和康玉船赶紧上去，连撬再砸，弄断了木框，把杨玉船抬了出来。接着，又把卡在另一头的台长林其保（发射台台长，安徽蚌阜人，68年兵）救了出来。真悬！墙是朝外倒的，不然那磨盘大的一块非把他砸死不可。

随后，我们又爬进旁边的房子。李日新已救出周恩洪，俩人正一起扒着埋进土里的宁秀宝（发射台油机员，河北人，74年兵）。大家齐动手，把他扒了出来。他吐着泥沙，含糊不清地喊着：“憋死了……”

震后，从大家多次叙述中得知：李日新起夜上厕所，回去刚躺下，地震开始了，他的床位正对着门口，迅速冲出门外。曹友富、康玉船被地震晃醒后，急忙下床。曹友富正招呼杨仁船，房屋倒塌。曹、康二人被砸倒在地，好在我们睡的是床，不是铺，床头架住了屋顶，下面还有不到一米的空间。曹友富在爬行中被破碎的日光灯管划破了双腿，康玉船被屋顶砸在鼻梁上，又青又肿，好在鼻梁没有断。林其保、杨仁船、周恩洪、宁秀宝睡得过死，还没有所反应，房子便塌了。他们或卡在床上，或埋在土中，被我们相继救出。此外，在255医院治病的毛云清、在唐山机场连队生产组劳动的何社根（发射台调配员，浙江人，75年兵），也幸运逃生，安全无事。至此，发射台在唐山的十人，全部脱险。在震后的统计调查中得知，军部直属机关以处科室计，直属分队以班台站计，只我们发射台和通信处没有死人，而且我们台还没有重伤，这得益于我们住的是平房。

　　全台人员刚刚脱险，院内的家属们跑来求援，我们马上跟随他们开始在家属院内救人。

我和李日新、周恩洪随着一位20来岁的姑娘向她家奔去。路上李日新告诉我，她父亲是后勤部韩副部长，是家属院里级别最高、唯一的副师级干部。韩副部长家在家属院建筑规格最好的那一排平房内。墙壁倒塌后，预制板的屋顶砸在床上。我们和那个姑娘呼喊着他，但没有回声。预制板很大很重，靠我们三人根本抬不起来。我听到隔壁有响动，便从破碎的墙壁缝隙间钻了过去。这间房的屋顶甩向房子的后部，露着天。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女站在床前，床上坐着个胖太太，正痛苦地呻吟着。少女转向我：“找到我爸了吗？”

我马上意识到，这是韩副部长的夫人和另一个女儿，说道：“还没有，你们别在这儿呆着，赶快出去。”

“砸了我的腰，我走不了路了。”胖太太带着哭声说着。

此时，余震不时的出现，倒塌的房架在摇晃着。我对少女说：“一定要出去，太危险了！架着你妈，走！”架起胖太太下了床，我环顾四周，门被堵死了，只能走窗户。连抱带托费了好大劲才把胖太太送上了窗台，窗下是高低不平的碎砖，胖太太因受伤不能下跳。我只好先翻出窗外，把胖太太抱下来。就是这样，她仍然疼得叫个不停。事后得知，她腰椎受伤，骨盆砸裂。我背起胖太太，少女在后面托着，走到篮球场，那里已聚集了一些伤员，住在家属院内的谷医生正为他们忙碌着。安顿好胖太太后，我对少女说：“照顾好你妈，我还得去救人。”

原想，回到原处，与李日新、周恩洪会聚，可倒塌的房屋看起来都是一个模样，黑暗中辨别不出该去哪儿。找寻中，我听到孩子的哭声。顺着声音望去，还有微弱的光亮，我奔了过去。

这里的房屋似乎结构比较差，倒塌的很厉害，屋顶扣在离地没有多高的断墙上。一个矮胖的男人提着煤油灯，正趴在屋顶上吃力地扒着，里面传出孩子的哭声。我跳上屋顶，见他已扒开脸盆大的一个洞。“我是发射台的，你给我照着，我下去。”说完，我顺着洞口钻了进去。很顺利，把两个哭着的孩子依次从洞口送了出去。孩子都不大，一个四、五岁，一个七、八岁。接着，我又把一个上半身埋在土里的大男孩扒了出来，他无声无息，不知是否活着，把这个孩子举出洞口。“还有什么人吗？”“还有一个最大的。”“你把灯放下来，我看不到。”男人把灯从洞口伸进来，为我指点着位置。我奋力地扒着，一条粗辫子露了出来，随即摸到了一条大腿。我有些疑惑，觉得辫子和大腿这么近，不符合人体的部位。待我扒开她身上的土，才恍然大悟，看来这个女孩刚从床上坐起来，房子就塌了，砖土冲击着她的后背，使她趴伏在自己的双腿上，随后被土埋住。我掀起她的上身，这是个发育很丰满的少女，口鼻上糊满了粘液，下身的军绿裤衩湿了一片，显然她已经死了，窒息而死的人，才会失禁。我抱起她还带着体温的躯体，送出了洞外。待我爬出洞口，见那男人两眼发直注视着他的孩子们，低声抽泣着，语无伦次地对我说：“两个大的都死了，孩子他妈刚死了一年多。”说着，他把那少女的胸罩拉正，似乎不愿让我这陌生的男子看到她女儿露出的半个乳房。“她才刚过十六岁呀！”我不知说什么才好，“别伤心了，带小孩去篮球场吧，让谷大夫看看伤着没有，我还要去救别人。”那男人无声地点了点头。

　　我转身离去，刚走了几步，碰见了周恩洪，还没容我们说话，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跑来，怯声声地对我们说：“叔叔，救救我妹妹吧！”随着男孩来到他家，废墟中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正不知所措的扒扒这儿，扒扒那儿。我们赶紧动手，终于扒出了那个女孩，是个五、六岁的小姑娘，已经停止了呼吸。我们默默地把小姑娘的尸体抬到还算平整的空地上。见那小哥哥望着死去的妹妹发愣，孩子的母亲双眼发直，大滴的泪水顺着脸颊流淌下来，“你们要是早来一会儿，她就不会死了。”她哭着念叨着。我们无言以对，深深理解这位母亲的心情，尽管不是我们的过错，但内心仍涌动着歉意和负疚，离开这家，继续向有哭喊声的地方奔去。

东方开始发白，天快亮了。这是一片倒塌最严重的地方，不像刚才见到的，窗台下面的墙还在，这里的墙从上到下塌到底，几乎变成一片碎砖破瓦铺成的平地。有女人的哭喊声从里面传出，尤如从地下传来的一样。我们找到一个勉强能通过一个人的缝隙，我刚要往里爬，小周一把拽住了我。又一次余震出现了，大地抖动着，废墟随着抖动在变形，里面的哭喊声变成了绝望的惨叫。几分钟后，震动平静下来，但废墟内也鸦雀无声。我和小周对望了一眼，相互读懂了对方的心声：没有声音也要进去看看。

“你在外面盯着，我进去，如果出现余震，出不来，好去叫人”小周望着我说。

“不！你那块头不好进，还是我钻吧，多少比你瘦些，找到后，我叫你。”说完，我从那狭小的缝隙中，艰难地爬进去。我听到轻微的呻吟声，我继续挪动着，隐约可见那是个年轻女人，仰躺着，身上压满了房屋的梁木和碎砖。我握住一根木头，根本拽不动，慢慢退了出来。

“找到了，还活着，就是身上压满了东西，弄不动，得叫几个人来。”可哪儿有人呢？住在家属院内的各级干部，没有忘记军人的职责，脱险后，他们没有顾及自己的小家，而是奔向了军部机关大院。在家属院救灾的，除了我们发射台的8人外，仅有数名参谋、干事，何况都分散在这大片的废墟中忙活着。这时，我看到了苗蔚（军部军务处长之子，在校高二学生）和他的几个同伴，连忙招呼他们过来，大家齐动手，从废墟上面抬开房架梁木，扒出了这个女人。女人还活着，轻微地呻吟着，我们把她抬到篮球场。女人躺在那儿，开始不停地抽搐，继而从嘴里冒出粉红色的泡沫。“谷大夫，给她打个强心针吧！”我很怜悯这个费了好大的劲才扒出了的年轻女人。谷大夫拔开女人的眼皮看看，摇摇头：“她受了很重的内伤，瞳孔已经散了。”正说着只见大口的鲜血从女人的嘴中涌出……哎！一个鲜活的生命又消失了。

▼家属院内的震后情景

　　天色已经大亮，可以清晰地看到整个家属院内的情景，除了南边四排新建的红砖房没有倒塌，其它的房屋和制药厂的楼房全成了一片废墟。

通信营教导员王显世（吉林人，56年兵）、副营长戴子山（江苏人，57年兵）带着10名战士来到家属院，台长把我们叫到在一起听领导指示。教导员告诉我们，军部机关和通信营两个大院全部倒塌，伤亡惨重，所有指战员原地自救，唐山机场派出200来名战士支援军部，分出10名炮二师的同志和发射台一起在家属院救灾救助，夜间要分班站岗巡逻，保护好药厂、仓库、通信设备，警惕趁火打劫和对面公园里的动物伤人。

还是人多力量大，我们一起把压在韩副部长家的预制板掀开，救出了藏在床下的韩副部长，他满头是血，已经昏迷，随即被专车送往唐山机场。

随后，我们分组梳理着废墟，救出一个个伤员，抬出一具具尸体。还救出邻近居住的40多个唐山市民。大半天过去了，不感到劳累，不感到饥饿，只是非常干渴，但没有水，水源断了。

也说不清是几点了，估计是下午两、三点钟吧，军部来了一辆卡车，开始运送重伤员去机场，我跟车前往。

▼地震后的唐山

　　卡车缓缓开出了家属院，开上了文化路。道路两旁，横七竖八地倒卧着具具尸体，两侧的平房、楼房支离破碎、瓦砾遍野，有的楼房塌了一半的残壁上还倒挂着尸体。卡车转向通往机场的支路，这条不足3公里的小路，惨景不堪入目。大地震毁掉了唐山的一切，得不到救援，得不到救治的市民们把生存的希望寄托在这个距市区最近的军用机场。并不算宽的道路两旁，衣不遮体、血迹斑斑的灾民们走着、爬着，有的相互搀扶着，有的拄着木棍，有的拖着露出骨头的断腿艰难地挪动着，有的爬着爬着就咽了气，有的趴在地上正大口地吐血……柏油路面上道道血痕，滩滩血迹，路旁趴着、躺着、卧着的人体分不清是死是活。卡车缓慢地行驶着，不时地被拦住停下，当灾民们看到车上也装满了伤员，又默默地散开。

卡车开进了机场，奇怪地是机场的房屋倒塌的很少，大部分房屋有的虽然震裂，但基本上还保持着原形。

到达机场医疗队，这是个几排平房围成的小院。这个仅有40余名医务人员的医疗队，恰似汪洋大海上的孤岛，院内院外挤满了求生的伤员，呻吟声、惨叫声、哭泣声不断，听得叫人心颤。其实，机场医疗队根本不具备治疗重伤的条件，许多重伤员在痛苦的煎熬中死去。

一位老军医看到了我们的车，向前指了指：“军部的伤员送到电话班。”

机场电话班前支起个临时棚子，军部成立了运送组，军部的伤员送到这里等待用飞机送离唐山。唐山机场的飞机几乎都是用于空战的歼击机，没有运输机，当天的气候条件也很差，不可能调运运输机过来。运到机场的伤员实际上等了一天一夜，第二天下午，才分批运走。刚从车上抬完伤员，一场暴雨来临，大家忙活着找东西为伤员遮挡。

雨停了，去机场仓库，领出两块飞机苫布，回到家属院后，拉起了两个棚子，起码不用遭雨淋了。

夜色降临了，我们从废墟中搬来碎砖码在棚下的泥地上，从药厂倒塌的楼里拽出包装纸箱铺在上面，安排好夜间站岗巡逻的班次后，我们和家属院内的男女老幼互相挤靠着坐在棚下，彻夜未眠。

震后的夜晚阴云密布，漆黑一团，凄凉无声。唐山在流血、在哭泣、在呻吟，在期盼着救援大军的到来……

▼地震后的唐山

1976年7月29日星期四

云层密布，日光惨淡。

上午，一辆解放卡车来到家属院的路边，带来军部的指示。为防止遇难者的尸体腐烂，为预防控制疫情的出现，需要把军部区域内的尸体移至唐山机场掩埋。

在酷暑湿热的天气里，仅仅经过一个昼夜，尸体已发生了变化，最明显的是肚子都胀大起来，估计是肠胃内残留物发酵所至。

尸体在移送掩埋之前，要进行简单的包裹。当时的环境和条件不可能装入棺木埋葬，因地制宜又切实可行的方法是用废墟中的旧棉被包裹，尸体抬放到棉被上，用棉被紧紧裹住。头顶、脚下、腰间分别用绳子或铁丝扎紧系牢。

遇难者都是家属院内的军人或家属，由专人造册填写记录，由专人用墨笔在小木板上写上遇难者的姓名，再把小木板固定在捆扎尸体腰间的绳索或铁丝上。

好在家属院都是平房，遇难者不算多，40几具尸体摆放在院内的篮球场上。我和几个战友一起，在尸体堆里一具一具地包裹好，抬上卡车。我真切体验到“死沉死沉的”含义，抬尸体要比抬活人沉重很多。

在我包裹的尸体中，有两具尸体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具是一位年轻的女孩，裸露的肢体只穿着碎花的三角裤衩，皮肤洁白细腻，没有丝毫外伤，乌黑的头发环抱着娟秀的脸庞，仿佛仍在沉睡之中，很为这个年轻美丽的女孩惋惜。另一具是位壮年男子，头部砸伤，脸颊血肉模糊，唯独一双眼睛怒目圆睁，显得异常恐怖。随后的一段时间，每当值夜班时，不知为何，总会想起这张可怕的面容……

从这天上午开始，军部机关大院、通信营大院、家属院扒出的尸体陆续运送到唐山机场的果园内埋葬。当时，这也许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是临时性的应急措施。半年后的隆冬时节，唐山火化厂恢复建成之后，军部直属防化连的战士们，穿着防护服，戴着防毒面具，把埋在机场果园内的尸体全部挖掘出来，运到火化场火化。

十万救灾大军到达唐山以后，除了抢救仍然活着的生命，他们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在废墟中挖掘尸体和掩埋尸体，这是为防止疫情出现的必要措施，为此还特意成立了埋尸队。

唐山出产瓷器，有十几个陶瓷厂，因挖取粘土原料，在唐山郊区形成很多窑坑。作为应急处理，很多遇难者的尸体被埋在这些窑坑里。码一层尸体，铺一层黄土，再铺一层石灰，用推土机推平、压实。再码尸体，铺黄土，铺石灰……也不知码了多少层，真是名符其实的万人坑了。

到了下午，家属院的尸体全部运送完毕。

　　随后，为了使衣不遮体的男女老幼有一个歇息之地，晚间不再挤在一起，我们从倒塌的房屋中拆卸木料，开始为家属和附近的居民们搭建简易窝棚。

从这天下午开始，随着一架运送14名伤员的A-12小型运输机穿破云层，大规模的空运拉开了帷幕，现场指挥这场空运的是我们副军长曾广富。曾副军长是我国为数不多的著名飞行员之一，在空六军是位传奇式的人物。当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西北荒漠上爆炸成功的时候，当年还是飞行团长的曾广富驾驶战机成功穿越犹如火海翻滚的蘑菇云，为国防科研采集了重要的数据。在抗震救灾的困难时期，他又以丰富的飞行经验创造了新的奇迹，在通讯、导航设备部分损坏又相对落后的情况下，利用一辆破旧的移动式导航车，曾副军长带领几名导航调度员和地面引导员，通过电台指挥飞机起飞，通过目测指挥飞机降落。在震后的半个月里，唐山机场起落不同机型、速度各异的飞机近三千架次，最多的一天350多架次，在有效时段内，平均两分钟一次起降，密度最大时仅间隔26秒。在这样一个中等规模的普通军用机场，飞机密度如此之大，机与机、机与车，无碰撞、无刮蹭，安全地输运伤员、输运救灾物资，不能不说这是中国航运史上一个少有的奇迹。

这天夜晚，唐山依然断水、断电，依然冷清、凄凉。

▼地震后的唐山

1976年7月30日星期五

或许，在那个年代，紧急救援体系还是个空白，而所有救援部队在奔赴唐山的途中都遇到了路毁桥断的实际困难，延缓了进入唐山的时间。

唐山地震的最初两天，只有周边的少数部队进入唐山救援，人数不足两千，对压在、埋在残墙断壁中的数十万生灵，不过是杯水车薪。从整体看，这两天仍然是以自救为主。重获新生的人群中，十之有七是靠相互的自救获取的。抗震救灾的全面展开始于7月30日。这天，十万救援大军进入唐山，两百多个医疗队进入唐山，成批的救灾物资开始源源不断地进入了唐山。

上午，三辆北京来的卡车驶进了家属院，车上装满了生活用品，院内的家属和邻近的居民纷纷前来领取。通知我们帮助维持秩序，其实一点儿也不乱，人们自觉地排起长队，随车而来的工作人员边发放边登记，发放过程井然有序。我们是军人，不能像群众那样随意领取，仅领了4个急需运水、存水的水桶。

发放工作接近尾声，我找到一位开车的司机，是位40多岁的老师傅。我告诉他，我是北京人，家住东城，请他帮忙给我的父母捎个信。我找来一张空白的明信片，匆匆写了几行字，并附上两角钱作为邮资，请司机师傅回京后随便找个邮局发出。老司机拍拍我的肩，让我放心，一定办好。

　　下午，我去连队。走到文化路与新华大街交汇的丁字路口，只见三个方向的卡车、马车、手扶拖拉机，再加上过往的人群，各不相让，挤成一团，人声噪杂，秩序混乱，交通严重堵塞。一个光着膀子、黑胖的中年军官过来了，后面还跟着两卫兵。军官掏出手枪朝天“砰！砰！”放了两枪，枪口飘动着一缕蓝烟，局面马上被镇住了，变得鸦雀无声。随即，他挥舞着手枪开始疏导，乱成一团的交通恢复了正常。

无线连的楼房整个坍塌，部分战友的尸体被水泥建筑构件压在下面，一群救灾的陆军战士正用铁锤、钢钎破碎着楼板。战友们告诉我，我们无线连死亡27人，约占全连在唐人数的三分之一，有22个新兵去外地培训，不然还不知多多少呢！最惨的是军部机关大院内的战勤连，104人的连队，整整死了54人。

我默默踏上连队的废墟，新兵训练结束后，曾在这座楼里住过几天，等待具体的工作安排。环顾残垣断壁，我想在看看那些比较熟悉的遇难战友：姜宝云（报务员，北京人，76年兵，遇难）、于根茂（电传班长，北京人，71年兵，遇难）、王明军（对空无线话务员，山东人，76年兵，遇难）、李长海（对空无线话务员，沈阳人，73年兵，遇难），我想再看他们最后一眼，可惜，没能看到，他们仍然埋在沉重的楼架深处。我只看到了张振铎（报务台长，北京人，71年兵，遇难），楼房的大梁斜压在他的胸上，一只胳膊砸掉了，露出白森森的骨头。还看到救灾部队刚刚挖出来的李凤宽（对空无线话务员，河北人，74年兵，遇难）……

救援部队的到来，使唐山有了生气，有了活力，不再冷清死寂。

▼地震后的唐山

1976年7月31日星期六

救灾大军进入唐山后，救灾物资运进唐山后，市民的生存环境开始好转、有序，伤员得到救治，遇难尸体逐步清理，食品、衣物等生活必须品有了初步的保障，甚至在个别街道，夜晚还出现了光亮。但有一样东西还没有解决，而且是非常需要的东西，那就是水！整个城市的自来水管网因震毁而中断供应，并且在短时间内很难恢复。

地震后的前两天，天阴多雨，还能接到雨水以供饮用。30日天空开始放晴，31日烈日炎炎。白天，顶着太阳为家属和邻近的居民搭窝棚，大汗淋漓，干渴难挨。没有水！只能到马路对面凤凰山公园内的游泳池取水。

凤凰山公园内有两个标准泳池，一个深水，一个浅水。据说，这是唐山对社会公众开放的唯一游泳场。地震前，连队曾多次来这里组织游泳。

深水池已经坍塌，里面的水变成了黄泥汤。浅水池依然完好，里面的水浑浊、肮脏。可不喝这种水又哪儿去找水呢？！应该说这池脏水救了大急，附近生存的人们就是靠这游泳池的水，度过了震后最艰难的日子，甚至赴唐的医疗队也要取这里的水，烧开放凉后，为伤员的伤口清洗。

不由得我又想起了一个人，是家属院内的高阿姨，她是军部营房处长的夫人，当年40多岁。按说大小也是个处长夫人，却没有一点官太太的架子。她在家属制药厂工作，地震前的每个星期日，她都会抽出休息的时间到我们发射台，帮我们战士洗军衣。震后缺水的那几天，她从自家倒塌的房子里，取来小火炉，取来蜂窝煤，点火烧水。我们取来游泳池的脏水，都是她一锅一锅烧开，沉淀后放到桶里放凉，供我们饮用。她成长在山东的革命老区，始终保持着纯朴的劳动本色，保持着母亲般对战士的关爱。写到这里，当年她汗流浃背，在火炉边忙碌的身影，依稀浮现在眼前。现今，我不知道她在哪儿，但我衷心祝福她长寿安康！

1976年8月1日星期日

八一到了，这是军人的节日，但没有人提及，大家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岗位忙碌着。

抗震救灾从最初的忙乱变得有序地进行着……

1976年8月2日星期一

　　街面上的流动的人群多了起来，他们步履匆匆，但心态有别，既有真正救灾救险的人，也有趁火打劫、发国难财的人。我们所在的驻地虽然墙倒屋塌，毕竟还是军队的营区，保护好营区的安全是战士最基本的责任。为了防止偷盗抢劫在营区出现，我们的工作内容发生了变化，由白天助民、夜晚巡逻变为全天轮换站岗巡逻，空闲时的人员整理药厂内的药品和院子里的一个后勤仓库。

临近中午，数辆卡车开进家属院，按照军部的安排，部队家属开始搬家，转移到遵化机场。

1976年8月3日星期二

这是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也是人们不愿提到，甚至想忘掉的一天。

在唐山震后的一段时间，曾经出现过一种与抗震救灾截然不同的现象，更确切地说，应该是一种罪恶。在当年及后续的各种报道中，几乎很少提及这个现象。钱钢在他的经典之作《唐山大地震》中点到了这个现象，但对遏制这种社会现象的手段，讲的相当含蓄。

应该说，基于人性中的弱点，每个人都是有私欲的，不同的是，有些人能够随时随地控制住自己的私欲，使自己的行为融合进社会的主流意识，而有些人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下却不能控制，使私欲恶性膨胀。

当大地的抖动逐渐平息，当人们从惊恐中平静下来，发现最需要的是果腹的干粮和遮羞、保暖的衣物，而各处坍塌的的商店中滚落出来的物品恰恰能满足人们的这种需求，于是人们开始犹豫不决地把手伸向了这些物品。震后一周内越演越烈的抢劫风正是从一块饼干、一件背心、一双胶鞋开始的。起初是为了救急与生存，继而，某些人的占有欲开始膨胀，一趟一趟地往返于废墟之间，把手伸那些并不属于救急的商品。他们的行为像瘟疫一样传播、蔓延，越来越多的人恐怕错过什么，步履匆匆地奔向废墟。8月3日抢劫风发展到了高潮，唐山周边的农民们，赶着马车，拉着排子车，推着独轮车，甚至还开着手扶拖拉机，带着挖掘的工具，涌进了唐山，涌向了废墟。

几乎所有大大小小商店的废墟上都晃动着抢劫者的身影，药店的废墟上，有人在挖着人参、鹿茸、天麻；水产店的废墟上，有人在挖着海参、干贝、大虾；百货店的废墟上，有人在挖着手表、收音机、自行车、缝纫机、毛线、布匹……他们的行为与那些同样在废墟上奋力挖掘的救灾大军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和鲜明的对比。对于这种疯狂掠夺国家财产、大发国难财的抢劫者究竟应该怎么办？！

唐山地震后，警力严重不足，保护国家财产不遭受损失的唯一可依靠力量是唐山的工人民兵。那个年代，许多城市都是由工人民兵协助警察维护社会秩序。以开滦煤矿为主体的工人民兵是一支组织严谨、训练有素的队伍，“四·五”事件后，许多城市都组织过拥护中央决议的游行，我看到行进在游行队伍中的唐山工人民兵，他们的武器装备绝不亚于军队，不光配备了步枪、冲锋枪、轻机枪，还配备了迫击炮、37炮，甚至是四人协调操作的高射炮……

地震当天的黎明，在银行、粮库这些关系着资金流转和计划统配物资的地方就出现了持枪的工人民兵。他们衣不遮体，身上带伤，忍受着失去亲人的痛苦，却忠诚地保卫着银行、保卫着粮库。据震后报道，唐山的所有银行账目完整、现金一分不缺。

究竟是遵从命令，还是出于正义的激愤，已无从可知。在地震的第二天夜晚就出现了枪声，枪声从偶然响起，到时断时续，再到响声一片，对那些趁自然灾害，大发国难财的掠夺者进行着严厉地制裁。

几名救灾的解放军战士抓获6名壮年农民，他们拉着排子车，车上蒙着帆布的下面，满满一车商店里的贵重物品。战士们把他们移交给工人民兵，战士们还未走出几步远，身后传来冲锋枪的扫射声，6个汉子倒在血泊里。对肆意掠夺国家财产的人，杀无赦！

一个健壮的农村姑娘，推着盖着塑料布的独轮车，被几名工人民兵拦住。掀起塑料布，里面是成卷的纯毛布料，布料下面是十几块没配表带的瑞士进口手表。姑娘争辩着被扭拽到排水沟旁，枪响了，姑娘一头栽进了排水沟。对趁机大发国难财的人，杀无赦！

…………

在那个非常时期必须采取与平时不同的非常手段，无情的枪声终于遏制住疯狂的抢劫风潮。随即，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发出了《1号通令》，在正义的威慑与良知的自省下，很多抢劫者归还了财物。枪声终于渐渐稀疏下来，8月3日是罪恶发展的高峰，8月3日也是罪恶行为的转折。

这一天，我们把倒塌机房内被砸毁的发射机扒了出来，准备运走。

1976年8月4日星期三

一夜大雨，感到阴冷潮湿。

每人发了一袋压缩饼干作为早饭。虽然很早就听说过压缩饼干，这回才是第一看见。压缩饼干装在军绿色长方形铁桶内，每四块装在透明塑料包装里。上面印着白色的外文，仔细看看，不是英文，像是法文。（知道怎样区分西方国家的文字吗？看它的常用介词）一排短语的最后，是较熟悉的VITAMIN A、VITAMIN B、VITAMIN C（维生素A、B、C），短语的右边是不同的数字。我明白了，这是一张营养成分表，我还明白了这是抗美援越的军需品。因为，越南曾是法国的殖民地，越南人粗知法文；还因为，从1965年起中国无偿援助越南抗击美国的侵略历时八年。成分表的下面，标出了整包饼干的重量：250g。每两块饼干又用白腊纸包在一起，每一块饼干的体积约为10×4×2（cm）。其实，压缩饼干非常不好吃，又干又硬，说不出是咸是甜，吃几口就腻了。过去听说，压缩饼干吃下去会胀发起来，吃一点儿就可以吃饱，根本没那么回事！后来，我曾做过试验，把一块压缩饼干在温水里泡24小时，结果依然原样。压缩的是各种营养，绝不是体积。

早饭后，来了几辆卡车，家属们继续搬家。随车而来帮助搬家的战士，也帮助我们把砸毁的发射机搬上了卡车，台长叫我和他一起随车同去。卡车向北驶去，出了唐山市区，行驶了很长的距离。我站在车上，视野开阔，举目远望，一片片倒塌的房屋映入眼帘，看来地震破坏的范围真是不小。车开的很快，嗖嗖的凉风使我感到很冷，便双臂抱膝团在车帮下面。车停了下来，坐在驾驶室里的台长把军外衣脱下让我穿上，感到暖和的许多。人的情感是很矛盾的，有时觉得他不近人情，有时又能感受到他的关怀，特别是对我这个城市学生兵的照顾，令我非常感动。车开了许久，开始颠簸起来，进入了山区，一直开到我们新兵集训的那片山里。车开进一个宽大的山洞，一群一身绿装的战士把机器卸下车。随后，空车开到驻守在这里的维护队队部，台长找他老乡去了，我看到一个自来水池，脱掉衣服痛快地洗了洗，顺便把肮脏的衬衣洗干净。返回了，把湿衬衣系在车上的铁棍上，在风的吹动下，衬衣很快就干了。接近唐山时，空气中混合一种非常难闻的气味儿，如同猪肉腐烂时发出的气味儿，离唐山越近，气味儿越浓，身在其间，感觉不到，出去以后才能感到，连忙戴上台长给我的口罩。

下午又拉走一车机器，这趟我没去，整理台里的通讯器材。

傍晚时听到消息，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率领中央慰问团抵达唐山。

1976年8月5日星期四

这天，随着家属院内最后几家的搬走，所有的干部家属全部撤出唐山，院内的军用品也基本上转移完毕。

下午4点多钟，副营长戴子山带着两瓶白酒和一些罐头来到我们住地。他告诉我们，高炮二师的同志明天早晨回原部队，炮二师的10名同志和发射台的8名同志一起圆满完成了家属院内的震后自救，经历了震后最为艰苦的时期。感谢兄弟部队对受灾部队的援助，大家喝点酒，叙叙并肩奋斗的友情，也算是一次简单的告别宴。

是啊！虽然我们只相处了短短的9天，但在艰苦环境中建立起来的友情比什么都显得珍贵，大家诉说着这几天的经历，难舍难分，很多人的眼睛都湿润了。大家都知道，以后很难还能相见，但共同经历的场景难以忘怀……

透过这两天的种种迹象，我感觉军部即将撤离唐山。

1976年8月6日星期五

这是震后最轻松、最闲暇的一天。夜里睡的很沉，早晨起得很晚，炮二师的同志已悄然离去。台长说，没有特殊情况，今天不安排集体性的工作。这几天十分劳累，大家休整恢复一下，但一定要把个人的物品收拾整理好，随时做好部队转移的准备。令到即行，不拖泥带水。

我没那么多私人东西，不像老兵，又是箱、又是包的一堆。老兵们开始整理自己的东西，我在旁边看着不合适，便独自一人在家属院内溜达，在残墙断壁间转来转去，我想寻点儿“宝”。

我要找的东西有两种，一种是旧信封上的邮票，一种是丢弃的书。

在我9岁那年，开始积攒邮票，我喜欢这种带有精美图案的“小纸片”，方寸之间，包容万象。

在碎砖破瓦的废墟里，我还真找到了十几个旧信封和6本书。三本是电工、电子类的技术书，三本是英语书。英语书中一本是《简明英语语法》、一本是《医用英语语法》、还有一本是没有书皮且缺页的大学英语课本。

我想不管部队转移到哪里，发射台值班有很多空闲时间，在学习无线电技术的同时，再学点英语，多积累一些词汇量，提高阅读能力。

一天无事，似乎都在等待着什么。

1976年8月7日星期六

传来上级的指示，北空命令空六军必须在三天后的零时恢复对管辖部队的全部指挥。军部即将撤离唐山，转移到河北遵化的深山之中，那里有一个用于战时的备用指挥设施。

地震使军部损失惨重，伤亡近半，兵员严重不足，从下属部队抽调的人员还没有到位。台长给我们说明了情况，做出了分工。全台十人分成两组，台长带领调配员李日新、曹友富、何社根和我及油机员宁秀宝先行完成建站任务，余下的周恩洪、康玉船、杨仁船、毛云清暂留唐山，归军直管理处统一调配，完成军部撤离后的善后工作。

随后，工作和生活的必需品装车。中午，全台人员离开了家属院，随车来到军部。简单的午饭后，一直处于待命状态。

下午两点，我们列队站在军部废墟间的操场上，等待着中央慰问团的到来。当年的副总理陈永贵、谷牧带领国务院有关部委的领导在河北省委、唐山地委的陪同下，看望、慰问了我们这支受灾的部队。各级首长与我们亲切握手，鼓舞我们发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战胜天灾，再接再厉。

　　随后，我们登上卡车，车队缓慢地开上公路，离开了唐山。天空乌云密布，一场大雨即将到来，望着那片渐渐远去的废墟，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回来……

1976年8月9日星期一

在崇山峻岭间的山洞里，经过两天艰苦、繁忙的工作，空六军的无线通信联络在这天18点得以全部恢复开通，比北空的命令提前了6个小时，只是信号还不够清晰，需要进一步完善。

至此，一度因地震造成中断的空六军指挥系统逐步恢复，并完成了从城市向山区的转移。

1976年8月24日星期二

在群山深处的山沟里，空六军直属机关与直属分队隆重召开了抗震救灾总结表彰大会。

　　大会首先向在唐山地震中不幸遇难的战友们致哀。

大会总结了全体指战员在抗震救灾、实施转移、恢复指挥系统中完成的各项任务。

大会通报了军部的损失情况，干部战士共遇难367人，约占军部全体人员的三分之一，还有近百名重伤员仍在医院中治疗。其中，伤势最重的是有线连女兵张秀华（电话守机员，天津人，75年兵，特等残疾军人）。她胸椎、腰椎被砸断，高位截瘫。这个能歌善舞，年仅20岁的漂亮女兵注定一生与轮椅为伴。

大会宣读了空军政治部的命令，授予军部直属通信营有线连总机话务排战士高东丽为“雷锋式的女战士”的光荣称号，并追记一等功。

高东丽（电话守机员，北京人，73年兵，遇难），这位22岁的女兵，在地震突发到来之际，坚守工作岗位，在楼倒房塌之前的几秒钟内，为向有关部门报警，接通了北空作战部、空六军作战处、通信处、调度室等六门电话，牺牲在岗位上，手腕上还缠着几条电话塞绳。那部被砸毁的电话总机交换台至今仍陈列在位于北京的军事博物馆内。

大会宣读了在抗震救灾中立功受奖的集体与个人的名单。我们无线短波发射台荣立集体二等功，我个人也荣立三等功。随后，我的名字第一次以铅字的形式登上了《空军报》的光荣榜。

　　军部撤离唐山，进入深山之后，随着各项工作的展开与完善，因地震自然灾害造成的影响逐渐平息下来，我们又开始了平凡与平淡的工作与生活。

我和我的战友们经历了这场惨绝人寰的大地震，走过了震后悲凉凄苦的一段时光。面对成片的尸体，我领悟到生命的脆弱，而在抗震救灾的日日夜夜，我又感受到生命的顽强。经历过的灾难使我感悟：珍重生命，热爱生活，以平静的心态看待人生。

随着时光的流逝，唐山地震已慢慢淡出人们的记忆，但它毕竟是中国现代灾难史，或许也是世界现代灾难史上为数不多的大事例，它给后人的意义已超出这个事件的本身，如何能够提前预警？如何应对灾难的发生？如何完善紧急救援？都是应该探索与思考的课题。

文字写于2004年7月网络论坛时期，经修改后发至美篇。

照片选自网络，包括空六军军网。

文字较多，谢谢观赏！